本文根据CCTV-13《新闻调查》栏目组于2018年5月5日播出的《决胜：最后的贫困村—积石山》整理而成。

之所以整理出这一篇长文来与大家分享，是因为这期节目真的让我们感触颇深。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是OFS多年以来的项目点，而《决胜：最后的贫困村》聚焦的正是这里的基础教育现况。节目里没有什么虚话、空话，是通过一系列访谈真实展现了当地老师与孩子们的苦与乐、困惑与期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峻的问题，但也能感受到新的希望。

乡村教育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谢谢乡村老师、学生及家长的努力，也谢谢屏幕前的你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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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依然坚信读书的力量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位于甘肃西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支离破碎，加上气候条件恶劣，收成很难保障。

临夏州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而积石山县在临夏州又是倒数。

节目组采访了一位在积石山县读高中的姑娘，她叫邓俊艳，家住在关家川何家村，距离县城7公里。
俊艳家有七八亩地，种了些玉米。
俊艳的父亲告诉记者，“气候条件差，靠天吃饭，去年纯粹什么收成都没有。”
即便收成较好的时候，能喂饱家里七口人的肚子就不错了，难以从中获得什么利润。
除了种地，家里还养了一头猪，下了几个小猪仔，俊艳爸爸说，按现在的价格也就能卖两百多元。家庭收入主要靠父亲在外打工挣钱，“有时候一年两万还保不住。”

现在，俊艳上高中一年需要七千元，这个花费已经比之前减了不少。
从2010年开始，积石山县开始实行高中阶段免除学杂费、住宿费、书本费的政策，俊艳和她的同学们每学期可以省下940元，除此之外，寄宿生每学期还有750元的补贴。
但是，余下的生活费、资料费对于每个家庭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近些年，俊艳家里也享受到了一些扶贫政策，比如新农合医保、房屋补贴等，但靠父亲打工养活七口之家仍是捉襟见肘。

俊艳跟记者说，向父母要钱时，她感觉特别难受。
记者问她：“学生从家里拿生活费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为啥会觉得这么内疚呢？”
“别人可能是父母条件挺好的，要不要根本就是没关系那种，但是我们就不一样，比如我们班吧，每一个人都说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真的不好意思。”
“同学经常聊这个吗？”
“聊，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就是感觉对不起家里。”
说到这里，女孩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邓俊艳的家庭情况不是个例，在积石山，贫困是常态。

陈雪燕是俊艳的同学，因为父母常年在嘉峪关打工，不在积石山，记者便去到雪燕姑姑家了解情况。
近几年，在政府的扶持下，雪燕姑姑家种起了花椒。因为花椒是经济作物，利润要比种庄稼好一些，一年下来能挣个七八千元。但是，就在记者到的前一晚，一场大雪把原本正在抽枝发芽的花椒冻死了，一家人的收入一时之间也没了着落。
在姑姑家的墙上，记者看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计划表，在致贫原因那一栏里写的是——因学致贫。
雪燕姑姑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兰州上大学，另一个在县城读高中。
大儿子申请了生源地贫困助学贷款，这笔钱可以让他支付住宿费以及4700元的大学学费，毕业之后再分期归还。但是，在大城市的生活费也还需要不少，再加上小儿子今年也要高考了，姑姑一家的经济负担非常重。
记者问雪燕姑姑：“那有没有想过高中毕业就不上了？”
姑姑笑着说：“我们没打算，就贷款吧，高职这些哪怕贷款贷着去。政策合适，就去念吧。”
在他们的眼中，唯有孩子继续念书，才有可能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俊艳的父亲也从未动过让孩子们离开学校的念头。
邓爸爸在初二时辍学打工，但是在外务工不到一年，心里就后悔得不行，总是会梦到在学校里的场景。
他说，“睡梦都能梦到，这个题能不能算上，能不能考上，能不能做上，在睡梦里还能梦见。”但是没办法，离开了，便再也回不去了。
邓爸爸想的很明白，如果孩子放弃读书，将来必会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抛弃。
他说：“不念书将来你就没法生活的，现在社会没手艺那就不行，没技术那就不行。我想的是再过十年，那个工你都没地方打去，你没用了，你家里待着去。”

对于积石山的女孩们来说，校园是学习知识的地方，同时，也是她们的庇护所，她们的救命稻草。
在积石山的农村里，早婚、换婚是普遍情况。
“许多女孩刚到青春期，就被父母找好了婆家，而在一些有儿子的家庭里，妹妹常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参与换婚，以帮助哥哥娶到媳妇。”

一个在读高中的姑娘告诉记者，她同学的姐姐辍学后出去打工，18岁结了婚，结婚一年就生了孩子；而另一个参与采访的女孩的同龄朋友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她们说：“感觉好奇怪，就好像是一瞬间的事，刚才大家还坐在一个桌子上，是同班同学，然后马上她就变成一个孩子的妈妈了。”
记者问道：“会有这种担心吗？我万一要是学习没学好或者没考上大学，我就得嫁人了，有这样的恐惧吗？”
女孩们点头。
其中一位姑娘说：“就是特别害怕。我有两个哥哥，万一他们找不到媳妇了，我妈妈经常会跟我说，如果你不好好学，那你就帮你哥哥换个对象，我就想着这太可怕了，我一定要好好学，我可绝不能这样。”
“你们自己会想过，我一定要脱离这个环境吗？”
“想过。就在想为什么别的大城市都可以那么开明，为什么我们这个小县城那么封建。他们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决定了我们的一生，特别不公平。你如果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必须得好好学习，得离开，那是肯定的。”

“辍学生班”的故事

虽然不少家庭与学生仍坚信读书的力量，但是积石山民众极低的受教育程度是不容忽视的现状。在这里，人们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5年，截至2017年底，有接近八分之一的孩子没能读完初中。
近些年，为了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率，政府着实下了不少力气。除了各类补贴，当地干部和老师还需挨家挨户去辍学生家庭劝学生返校，有时，一户家庭要来来回回跑七八次。

但是学生们看起来并不太领情。
被劝回学校的孩子们在周记中这样写道：
“不想学习，只想着什么时候离开。”
“怎么办呢？都是政府弄的一切。”
“每个人都不想来学校，但是没办法，这是政府的意思。”
“学校给我们班的所有人发了校服，穿上校服后感觉有点不习惯。这一周我请假了，来了之后我跟同学们都照了全班照。每天请假的人很多，反正就没见我们班里人齐过。除了星期一，县里的人来检查的那一天齐了一次，之后就天天有人请假。”

积石山县刘集乡刘集中学的成蕾老师是九年级四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有些特殊，所有的学生都是辍学后被重新返送回学校的。

今年1月份，在全县范围打响了控辍保学的攻坚战，县里对此下了硬指标，要求辍学生“不仅回得去，还要留得住。”

当这个指标落到成蕾老师的身上，他才意识到任务的艰巨。
班里的学生总是无缘无故就消失，成蕾笑着说：“我要跟各种情况做各种及时斗争。”
每天早上6:40，他要去学生宿舍巡视，督促他们起床；等到了晚上12点，如果舍监老师不来电话，表明这一夜没有人违规离校，成蕾才能睡个安稳觉。
记者问成老师：“早上六点钟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这天怎么就亮了？这天怎么又开始了？”

在成蕾老师看来，孩子们辍学的主要原因并非贫困，而是厌学。
学生在学校找不到成就感，觉得自己失败、没用、压力巨大，索性还是去社会上打拼，既能赚钱养家，也能从劳动变现中获得安慰与自信。
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有辍学期间打工的经历。
成蕾老师说，“他们（学生）会觉得在我面前是很有成就感的那种。他会问：成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说就四千多。他一下子就冒出来一句，就你挣得这些，我拿的是你的两倍呢。”
在班上，虽然每月能挣七八千的只是极个别人，但多数外出务工的也能赚两三千。

有学生在周记里这样形容自己：“虽说不上是真正地独当一面，但也是能靠自己手脚吃饱穿暖的人。”

而提到学业时，孩子们大多意志消沉。

有学生写道：
“一眨眼已经是第四周了，我也只能是推日子下山。上课也只能发呆，反正也学不进去。”
“在数学中我总是很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为什么别人做对的，为什么我做不对”
“我的心里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班真的很特殊，特殊得像文盲一样，字都不认识。”

九四班的组建背后另有隐情。
最初，辍学生是按照年龄随班学习的，但由于一些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反对，害怕他们会影响其他人，才将其隔离出来成立了九四班。
在学校，九四班有各种外号，比如“社会班”、“流氓班”、“文盲班”。每次听到这些名号，成老师都感到特别生气，因为“他们成绩不好不代表他们做人不好”。
这个被特殊化的班级让成蕾操心不已，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带给了成老师新的思考。思考学校与教育的意义，思考一个理想的教育评价标准应该是什么模样，思考“做学生是为了什么，做老师是为了什么”。

成蕾老师将他关于教育的一些想法讲给记者听。

在他看来，“义务教育它就是一个大众教育、普及教育，我们可以搞精英教育，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些大众。他们的父辈大多数停留在小学学历，家里怎么可能给他们教导这些，只有学校通过九年的学校教育，给予一些文化知识以外的东西，比如说是像理想教育，他们的人生规划，这是一个育人的过程。”

成老师说：“我不能保证，我在这五十多天六十多天的时间里面，能让他们考上一个好高中。但是我能保证的是，我能给他们一个九四班，难得有一个机会，跟同龄人坐在一起，探讨一下以后的人生，知道我身上肩负着什么今后他又需要什么，我觉得这个价值比你考个100分那个价值要好得多。”

马上就要中考了，翻开一个学生的周记，在其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刚来的时候很讨厌学校，现在却很想珍惜在学校里的时光。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为什么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伤痛呢。今天上音乐课突然响起了毕业的歌，以前说不喜欢上学的同学脸上都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有人眼里闪着泪光，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想到了，可能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念完初三，我们的青春时代也过了。”

未来应该怎么走？

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正赶上邓俊艳、陈雪燕所在的班级公布第一个月月考成绩。虽然他们班是高二年级的文科尖子班，但是在这一次月考中，全班英语没有一个人及格，满分150分，班平均分66.7。
在积石山，英语课从小学就有了，但学生们的英语基础依旧十分不理想。

邓俊艳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上的英语课，在她的印象中，英语老师都不止会教这一门课。
“比如说，语文老师他上，数学课他也上，英语课他也上，就是他们语法好像不太懂，他们就说这个题我们凭感觉走吧。”

许多年过去了，乡村地区师资的规模与质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师资力量不均衡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李菊是积石山县寨子沟乡的曹姚小学的一名教师，她本身学的是中文，来这里任教后又开始教英语、美术、科学和音乐。
李菊老师说，现在虽然学校硬件都跟上来了，但师资还是很短缺。小学和幼儿园加起来，8个班只有9位老师，全部都要跨专业上课。
她时常会面对被学生问倒的尴尬局面。
“上科学课的时候孩子们会问，老师，这个豆芽是怎么生长出来的。我真的解释不上。”
在李菊老师看来：“初中老师经常都会说学生，你们小学基础根本就没打好。把这种责任推给小学老师了。其实这也不怪老师们，不怪孩子们，因为条件就是这样。”

除了师资力量的欠缺，农村学生的知识面与视野也影响着基础教育的质量。
积石山民族中学高二年级组长陶希老师的儿子考到了省重点，在兰州上高一。第一次开家长会时，班主任便提到，农村学生的视野窄，见识也少，要跟城市的孩子比就差远了，陶老师当时很不服气。但是，等到第二次开家长会，班主任介绍了一节他们主题为“国外游记”的班会课，陶老师发现，在全班六十来人中，三十七八个学生都出过国，而积石山的孩子别说出国了，连去过北京的学生都没有几个。
这种隐性的差距让老师们很担忧，因为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比如在物理考试中，时常会有题目围绕火灾报警器、抽水马桶U型弯管等装置展开，这些物品在城市孩子眼中已司空见惯，但是农村学生在生活中可能从未接触过。
“让他（学生）在考场上陡然面对这样的题目，你让他现场迅速分析作答，肯定是有困难的。”

节目组引用了一份研究数据。
研究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的录取中连续十几年呈下降趋势。2012年，农村学生在大学新生中的占比为59.1%。但在北京985高校中，其比例仅为20.8%。

现如今，考上大学变得比之前容易了不少。但是，若任此趋势发展下去，对于农村学生们而言，社会公认的好大学可能会变得比梦还遥远。

面对这种境况，国家出台了不少相应政策。
“从2012年起，在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高校的联合行动下。多种专门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农村户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等特定考生的专项招生计划陆续推出，成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
“今年三月，教育部要求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倾斜，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

这一系列举措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人们在讨论这些政策是否妨碍了高考公平，是否是在给穷人特权。

针对这一个个问号，节目组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具有二十年农村教育经验的老师们看来，高考政策倾斜并不是一个能简单用公平或不公平来评价的问题。他们都感受到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倾斜，正是对这种不公平进行的纠偏。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更多农村孩子实现理想，考上理想的学校。”

节目的结尾，邓俊艳一家去为故去的亲人扫墓。
“从百年前起，她的祖辈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辛勤劳作，务农务工，却始终难以摆脱穷困的命运。”
“俊艳说，她盼着去外面上大学，也盼着上完学再回到这里，为大山里的家乡带来改变。”

OFS甘肃临夏待结对学生学生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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