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 作者：蔡赓生 [复制链接]

丘吉尔生平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是矗立于世界史册上的一代伟人。
　　丘吉尔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统帅，是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上世纪末英国的杰出政治家，曾任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祖先的丰功伟绩、父辈的政治成就以及家族的荣耀和政治传统，无疑对丘吉尔的一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他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他们为丘吉尔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树立了奋斗目标，也培育了他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成为丘吉尔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功立业的强大驱动力。
　　丘吉尔未上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才能是经过刻苦自学得来的。他年轻时驻军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那里有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自那以后，丘吉尔从柏拉图、吉本、麦考利、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著作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也使他成长为“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
　　丘吉尔的头上戴有许多流光溢彩的桂冠，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获得如潮好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发行，以致《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断言：“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一生中多次经历的议员竞选中，在议会的辩论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时刻，发表了许多富于技巧而且打动人心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S·席瓦兹院士在颁奖词中还说，“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之大，……此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两样兼备而且如此杰出。”
　　的确，为丘吉尔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的不仅是他的作品和演讲，而且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业绩。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当选为议员，曾多次在内阁中担任要职。他经历了许多次政治上的升沉起伏，每次都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从不畏惧的斗志战胜艰难险阻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登上了光辉的顶峰，在英国处于历史危机的严峻关头，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连他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
　　在通向胜利的漫长岁月里，丘吉尔在其演讲中多次发出战斗到底的誓言，表达了英国人民的心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还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此外，丘吉尔还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发明家、战略家、外交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作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以超乎寻常的惊人敏感和极大的勇气，冒着和平主义浪潮的巨大压力和“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一天也不放弃向国人发出预言式的战争警告，使英国人作好了战争来临的精神准备。他在用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对此问题的研究。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行舟”，使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而被尊为“坦克之父”。他主持制定了“二战”中的许多战略计划。他亲自着意培育了在当时乃至后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关系。总之，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传奇人物。本书在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丘吉尔一生主要事迹的同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人们囿于政治或党派的偏见而对其产生的误解加以辨析，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人类从法西斯恶梦中挣脱出来作过特殊贡献的一代英国名相，能够从本质上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　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

　　每当提起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响亮的名字时，我们立即想起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巨大胜利的英国首相，是和罗斯福、斯大林同为“三巨头”而矗立在世界史册上的历史伟人。其实，早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人，他是本书主人公的同姓名祖先。
　　这位温斯顿·丘吉尔（1620—1688）生活的时代，正值英国资产阶级刚刚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向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和新模范军，同国王的保皇党军队，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并非贵族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却站在贵族一边，拿起武器为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仗。
　　1643年5月，在战事间歇，已升为骑兵上尉的温斯顿·丘吉尔，回到家乡与恋人伊丽莎白·德雷克完婚。有意思的是，德雷克家在政治立场上恰恰与温斯顿·丘吉尔相反，站在了克伦威尔一边。但他们与丘吉尔家同样认为，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影响两家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英国也并不少见。
　　克伦威尔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势力，而历史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1649年，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控制下的国会判处了死刑，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背运的保皇党军官温斯顿·丘吉尔只好带着伤解甲归田，并且受到了胜利者的惩罚，被迫缴付446英镑8先令罚款。这在当时几乎可说是一笔巨款，丘吉尔家因此而破产了，他只好跟着妻子住进了德雷克庄园。在这里，丘吉尔上尉埋头从事皇家政权渊源演变的研究，在此中寄托自己复辟君主制的企盼，希冀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
　　温斯顿·丘吉尔的期待并非是一厢情愿。1660年，查理二世从多维尔登陆，在英国复辟了君主制。温斯顿·丘吉尔立即带着自己花了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的皇族家谱学手稿前往伦敦，以谋求出路。他对英国王室的忠贞不渝终获报偿：他被选为议员，在赴爱尔兰一度出任收益颇丰的地方官之后，他被召回国为英王室掌管财产。虽然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眼里，他是一个“一直闲居白厅的穷困潦倒、渺小可怜的骑士，由于他发表一部歌颂君主制和君主的索然无味、矫揉造作、早已被人遗忘的书而被人嘲笑”，但无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位英国一代名相的同名祖先，为丘吉尔家族的贵族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查理二世封温斯顿·丘吉尔为爵士，并赋予他持有自己族徽的权力。他为丘吉尔家族选择的族徽“忠诚，然而却不走运”，至今仍是该家族的座右铭。
　　温斯顿·丘吉尔与伊丽莎白·德雷克一共生了十二个子女，其中七个夭折，其余的则都十分健壮且聪明能干。其中尤以女儿阿拉贝勒和儿子约翰·丘吉尔最为出色。把丘吉尔家族带入贵族行列的，正是这位约翰·丘吉尔。

１　马尔巴罗公爵

　　约翰·丘吉尔（1650—1722）与自己的祖父、多塞特郡的法律家、铁杆保皇派亦即丘吉尔家族有史可考的第一代祖先老约翰·丘吉尔同名。由于温斯顿·丘吉尔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他的儿子约翰被安插到宫中，充当国王查理二世的听差；约翰的妹妹阿拉贝勒则在约克公爵夫人身边找了个差事，并作了她丈夫亦即国王的弟弟、后来成为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约克公爵的情妇，为约克公爵生了儿子菲茨詹姆斯。依靠阿拉贝勒与约克公爵的亲密关系，约翰·丘吉尔在上流社会倍受青睐。后来，由于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在国王的劝告下，约克公爵出奔荷兰。此时已晋升为英军上尉的约翰·丘吉尔，便成为深受约克公爵信赖的副官，随同约克公爵去荷兰政治避难。
　　查理二世在与国会摊牌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他宣布解散国会；而议员们则目瞪口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便顺从了。约克公爵于1682年5月从流亡地回到了英国。随同回国的约翰·丘吉尔自此后便顺风顺水，青云直上。他凭籍自己同王室的关系以及聪明的大脑、英俊的外貌，努力在宫廷中活动，取悦于颇有权势的贵妇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得到了不少好处。有的传记作者把他描述成一个野心勃勃、高傲而聪明的家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惯会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甚至使用阴谋，即使背信弃义也在所不惜。他在公爵府中遇上了一位颇受公爵爱女安妮公主宠信的宫女莎拉·杰宁斯，两人气味相投，很快结为夫妻。
　　约克公爵于1685年继位，是为詹姆斯二世。觊觎王位的前国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斯公爵不甘失败而起兵讨伐“篡位者”，为约翰·丘吉尔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丘吉尔勋爵率领着皇家骑兵和一个团的龙骑兵，投入了镇压叛乱的战争。在战斗中，约翰·丘吉尔展现了他的过人才能，他骁勇善战，指挥得当，打了不少胜仗，最终击溃了蒙默斯公爵的叛军。公爵本人也被捕获，继而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辉煌的战功，约翰·丘吉尔被擢升为少将，又被封为男爵，从此上升到了贵族阶层。
　　但是就在三年之后发生的教派之争的“光荣革命”中，信奉新教的约翰·丘吉尔便站在了詹姆斯二世的对立面，转而支持被国会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迎请来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当时，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企图借助法国的力量，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与国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国会便借助信奉新教的奥伦治亲王，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带兵讨伐国王。时运不济的詹姆斯二世众叛亲离，许多人带领部下投向威廉三世。当时，由于亲信们的提醒，詹姆斯二世已经考虑要逮捕约翰·丘吉尔。十分警觉的约翰便在11月23日夜晚率领大约四百名军官和骑兵，逃离了皇家军队的营地，投入了新教阵营。威廉三世的军队得到了普遍支持，在向伦敦挺进的征途上节节胜利，终于将詹姆斯二世赶下王位并逼其逃往法国。第二年即1689年，国会宣布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为英国国王和女王。同时，国会通过了限制王权、扩大资产阶级权力的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从此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由于这次政变没有酿成大规模内战，所以史称“不流血革命”或“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于1689年加冕时，封约翰·丘吉尔为马尔巴罗伯爵。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因无子嗣，便由安妮公主继位为英国女王。历来颇受安妮宠信的约翰·丘吉尔与莎拉·杰宁斯夫妇更是春风得意，官运亨通。约翰·丘吉尔立即被安妮女王任命为国内外军队的总司令，并很快奔赴荷兰，又作为荷兰军队代理总司令，指挥英、荷、德诸国“强大联盟”的联军进行马斯河战役，迫使法军撤退，使战局转危为安，直至取得胜利。当他回到英格兰之后，马上被封为马尔巴罗公爵，成为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1703年，马尔巴罗重返欧洲大陆指挥“强大联盟”联军进行大陆战争，并于次年在布伦海姆取得了辉煌的根本性胜利。马尔巴罗因这次辉煌胜利而得到了安妮女王的巨额赏赐，女王赐给他伍德斯托克地区封地数千英亩，赏金50万英镑，为他修建豪华的宫殿。为纪念马尔巴罗公爵的丰功伟绩，这座据说比皇宫还漂亮的精美华丽的宫殿被命名为布伦海姆宫。此外，德国皇帝赐予马尔巴罗公爵“罗马帝国公”的称号，直到今天，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还可以享用这个称号。
　　布伦海姆大捷之后的若干年里，马尔巴罗仍多次率领“强大联盟”联军对法作战，先后又取得了拉米伊、奥德纳德和莫拉克等战役的重大胜利。“他统帅‘强大联盟’的军队转战十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在战争史上实为空前之奇观。”
　　在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眼里，其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历史伟人；丘吉尔对他身上所具有品性和才能的赞美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1933年开始写作的《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用浓墨重彩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历史功绩和高大形象作了充分的展示和描绘，力图在读者面前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一座丰碑。
　　可以肯定地说，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对丘吉尔的一生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丘吉尔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具有关键性作用。他的品性和行为成为丘吉尔的楷式，他的丰功伟绩成为丘吉尔的奋斗目标，他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培育了丘吉尔对祖国、对历史的沉重责任感。
　　马尔巴罗公爵的晚景较为凄惨，在长期遭受因中风引起的瘫痪折磨后，他于1722年在布伦海姆的家中病逝。

２　杰出，然而却不走运

　　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世子孙们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这段时间里，再也没能为他们的族徽增添任何光彩。他们既无骄人的功业，亦未获得任何荣誉，只不过为了维护公爵的尊严和排场，毫不吝啬地挥霍着约翰·丘吉尔积攒的大笔财富。
　　当年约翰·丘吉尔和莎拉·杰宁斯在英国宫廷中都有较高地位，每年的收益也相当可观。他俩每年可得到64325英镑的薪俸，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约翰受封马尔巴罗公爵之后，每年又可以得到5000英镑的俸禄，加上几次大捷之后国王给予的巨额赏赐，丘吉尔一家已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量珍宝。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消耗之后，丘吉尔家族的经济状况已日见困窘。丘吉尔的祖父由于子女众多而负担沉重，窘迫的经济状况不仅使他养成了拘谨、吝啬的性格，也逼着他开始变卖家产。
　　伦道夫·丘吉尔生于1849年，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的父亲。按照英国法律，马尔巴罗公爵的爵位和领地应由其长兄乔治·丘吉尔继承，伦道夫自己只能在政界、军队、殖民地行政当局或者宗教界寻求出路。伦道夫在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决定向政界寻求发展。
　　在进入政界之前，1873年8月，伦道夫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美国百万富翁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珍妮。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确定了婚姻关系。
　　珍妮的父亲伦纳德·杰罗姆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早年干过外交工作，曾任美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以后转而从商，成为《纽约时报》的老板之一，同时还做房地产生意。对于珍妮和伦道夫的婚姻，他一开始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人与英国人的观念格格不入。但由于当事人双方的坚持，他最终不仅同意了婚事，而且还答应每年提供2000英镑给女儿、女婿补贴生活。
　　马尔巴罗公爵七世开始时也不同意儿子伦道夫的选择；出于门第方面的考虑，娶一个美国平民的女儿为媳，是不符合贵族的传统和身份的。在英国王室以外的贵族中，仅有20个公爵爵位，马尔巴罗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因而公爵夫妇很注重自己仅次于王室的尊崇地位和荣耀声望。由于儿子的坚持，公爵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伦道夫必须进入议会之后才能举行婚礼。
　　1874年初，刚满24岁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作为由他的家族所控制的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选区的代表，经他父亲的举荐竞选议员获胜。同年4月中旬，伦道夫勋爵与珍妮·杰罗姆在巴黎英国驻法大使馆中举行了婚礼。婚后六周，伦道夫·丘吉尔夫妇回到了故乡布伦海姆宫，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整个小镇到处彩旗飘扬，居民们冒雨夹道迎接，镇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新婚夫妇表达了真挚的祝福。伦道夫与珍妮在布伦海姆宫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出席议会会议，他们又来到伦敦租房住下，投入了伦敦上流社会那种兴味无穷、令人神往的社交生活。7月份议会休会后，他们又回到了布伦海姆。为了打发枯燥乏味的日子，有孕在身的珍妮对狩猎表现出很大兴趣，11月24日她在狩猎中摔了一跤，受到惊吓。28日珍妮又有“一次轻率而鲁莽的乘车出游”，当晚即“引起腹痛”。次日曾设法保胎，但似乎效果不大。经过8小时阵痛，珍妮于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时30分生下一个儿子，此时仅为婚后7个半月。伦敦《泰晤士报》和《牛津日报》就此曾报道说：“11月30日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于布伦海姆宫早生贵子。”《牛津时报》补充道：“当晚，教堂敲响了悦耳的祝福钟声。”这个早产儿被命名为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伦道夫勋爵认为孩子“漂亮极了。大家都说眼睛头发乌黑，对早产儿说来，他的身体算得上相当健壮”。也有人怀疑孩子并非早产。对此，丘吉尔的传记作者亨利·佩林写道：“猜测这个孩子是否仅仅早产二三周的问题，那是吃饱了撑的，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的双亲先孕后婚，严重地冒犯了当时的礼仪。所以，温斯顿·丘吉尔的提前出世，究竟是他本人破题儿第一遭性急鲁莽，还是由于伦道夫勋爵急不可耐的产物，我们可以暂勿置论。”
　　小温斯顿的降生使马尔巴罗公爵爵位的继承人感到不安。因为他的伯父乔治·丘吉尔、在礼仪上被称为布伦德福德侯爵的未来的马尔巴罗公爵八世只有一个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马尔日罗公爵爵位和领地就该由温斯顿·丘吉尔继承了。在二十年多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此，在马尔巴罗公爵九世娶妻后，老公爵夫人，温斯顿的祖母即对九世公爵夫人，一位有名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说：“您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而且应该生儿子。不能让这个早产儿温斯顿继承公爵的爵位。”九世公爵夫人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老祖母交给的任务，也使温斯顿失去了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可能性。但人们绝不会为此而替温斯顿·丘吉尔感到遗憾。显而易见，如果温斯顿做了公爵，英国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代杰出的首相。对温斯顿本人而言，他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向往可谓夙志在心，要远比成为公爵的愿望大得多。
　　温斯顿出生后不久，伦道夫夫妇便带着他前往伦敦居住，表面的理由是伦道夫身为议员，需经常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常住故乡，更为实际的是，这对年轻的夫妇都不能十分适应布伦海姆宫中那种沉闷、刻板的生活习惯。尤其是美国平民出身的珍妮，她美貌聪慧，充满魅力，具有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更加上她的美国观念，这一切都使她与布伦海姆宫中那些公爵夫人们格格不入。她长期居住巴黎养成的生活习惯，也使她格外向往伦敦的社交界。
　　他们在伦敦生活得很舒适，除了伦纳德·杰罗姆每年给2000英镑外，老公爵每年也给伦道夫1000英镑，每年3000英镑的收入使他们足以应付必需的开支。但是夫妇两人都过惯了富贵日子，花钱如流水，经常在家设宴款待社交界朋友；伦道夫又是一位狂热的赛马爱好者，所以他们也经常感到拮据。
　　他们的大方好客以及女主人的美貌、聪慧和在巴黎生活多年所养成的优雅风度，赢得了伦敦社交界的欢迎，不久，伦道夫夫妇就成为威尔士亲王那个风流而又奢华的小圈子里的成员。珍妮既善于绘画，又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能运用隽言妙语写出感情细腻的书信。丘吉尔曾回忆说：“我的母亲在我眼中永远像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焕发具有无限才能的女性。”这就引得英国贵族中的杰出人物都来登门拜访，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首相一度也曾是他们家的常客。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上流社会发生的一件轰动一时的丑闻，突然中断了伦道夫一家与伦敦社交界的联系。1876年，伦道夫的哥哥布伦德福德侯爵完全不顾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在情感的驱使下策划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私奔。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也曾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此时她的丈夫正陪同威尔士亲王在印度访问，等他们访问结束回到伦敦时，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亲王要求艾利斯福德伯爵与其妻子离婚，同时要求布伦德福德侯爵亦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并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结婚。布伦德福德侯爵认为，若接受了这一要求就是一种耻辱。伦道夫·丘吉尔为了家族的声誉和哥哥的情面，要求威尔士亲王劝说艾利斯福德伯爵不要提出离婚诉讼，否则，他将把“威尔士王子写给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的表示友情的几封信公诸于世”。这样鲁莽的威胁激怒了威尔士亲王，亲王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曾担任过伦道夫婚礼男傧相的弗朗西斯·诺兰斯提出和伦道夫决斗。伦道夫回答说，他只能与亲王指定的代理人决斗，但决不同未来的国王决斗。事情闹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由迪斯雷利首相和反对党领袖哈丁顿勋爵出面调停。伦道夫被迫按照大法官的授意，书面向威尔士亲王道歉。然而亲王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扬言说，谁要是接待伦道夫·丘吉尔他就不上谁家的门。
　　这件事不仅对伦道夫夫妇打击很大，而且使马尔巴罗公爵夫妇感到难堪。为了暂避风头，摆脱困境，马尔巴罗公爵决定接受迪斯雷利首相非常适时地发出的请他担任爱尔兰总督的邀请。此前因为总督这个职位花销太大，远远超出了他一年收入20000英镑的薪俸，他于1874年曾谢绝过同一邀请。这时候该职位再度空缺倒成了他求之不得的机会。马尔巴罗公爵走马上任，其子伦道夫作为总督不领薪水的私人秘书身份随同前往。伦道夫夫妇住进了都柏林凤凰公园里的一幢公寓，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880年大选中保守党人迪斯雷利政府竞选失败下台，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政府上台执政，此时正好马尔巴罗公爵的爱尔兰总督期满卸任，全家人才又重返伦敦。
　　伦道夫在都柏林期间并未放弃自己的议员席位，回到伦敦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政治活动。到底是遭受打击之后对上流社会极为仇视的逆反心理，还是渴望发挥才干，希冀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激发了伦道夫·丘吉尔近乎狂烈的政治热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我们不得而知。比较清楚的是，在回到伦敦以后的几年里，伦道夫在政坛上的表现是杰出的。他声名鹊起，地位不断上升，日益成为全国知名的政坛风云人物。
　　伦道夫和他父亲一样，都是保守党成员，保守党在1880年大选中失败后，其领袖迪斯雷利辞去首相职务进入上院，不久即退隐。保守党在下院缺乏一位像他们的对手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那样辩才无碍的代言人。此时伦道夫能言善辩的特点自然就引起了保守党人的高度重视。据说伦道夫小时候长相不很端正，小脑袋，突眼睛，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常受同学们嘲笑，也因此激励了他以机智和辩才弥补不足。到如今他的口才更是炉火纯青。他在演讲之前都要进行精心准备，在演讲中有意识地借鉴训练有素的演员技巧；他以犀利的言辞奚落嘲弄、讽刺挖苦对方，以严密的逻辑推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戳穿自由党人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掩盖的政策缺陷，这一切在下院中获得了极大成功。此时他的外貌因其特色反而成为优点：他身材瘦小，眼睛溜圆，上唇恰到好处地留着一撇胡子，因而成为漫画家们绝好的表现对象，由此更加扩大了他的影响和知名度。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国际地位正处于急剧下滑的过程中。与正在崛起的年轻工业国德国和美国相反，英国工业增长的速度日趋缓慢。长期延续的经济危机严重困扰着英国社会，促使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工人运动日益活跃，以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享有独立代表权为目的的独立政党工党业已建立。经济的和政治的新形势，迫使英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政党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改变自己的既定政策和活动方式，不得不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探索新的政策思想，不得不实行议会改革，并逐步扩大选民面，力求在变化了的形势下能够对日益增加的选民施加政治影响。保守党和自由党还逐步建立起各自的现代组织结构，以使自己的代表尽可能多地进入议会开展政治斗争。1877年自由党全国联盟成立，有效地联合起各地方组织，进而在1880年的大选中战胜了保守党。当时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虽然也已成立，但由于党内“老年帮”的专横，该组织未能很好地开展活动。现在，伦道夫正是利用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不满，通过“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这一组织向党内“老年帮”发起了挑战。他公开宣称“全国联盟”应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而不应只是党的领导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1883年于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他发表演讲说：“如果你想赢得劳工阶层的信任，你就应该允许他们参与，而且是积极参与党的领导和党的管理工作，是真的参与而不是装装样子。”他说：“保守党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永远无法恢复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信任工人阶级，我们的利益由他们掌握就会是安全可靠的……，我们应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党，并且使他们在管理党务方面发挥实际作用。”此前，他的亲密战友沃尔夫和戈斯特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求改变贵族领袖集团对党务加以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文章指出，保守党地方协会在选举中刚刚获胜，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的贵族们就争先恐后地出来分享猎物。“一个阶层的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所有独立的政治见解都遭到无情的惩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协会失去了活力，而那些只关心取悦于党的领袖的能说会道的党棍取代了党的正直的工作者。之后不久就遭到了失败……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整个组织。”
　　1884年，伦道夫·丘吉尔出任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主席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与党的实际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复杂斗争。在迪斯雷利死后，保守党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了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保守党下院领袖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手中。他们两人本来对伦道夫组织的“樱草会”就颇不以为然，认为该组织荒唐可笑；后来对伦道夫的争权更为反感。不过，迫于时势的发展和伦道夫政治实力的增强，他们也只好作出一些让步，与伦道夫达成妥协并以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根据协议，伦道夫保证停止对保守党上层的攻击；而索尔兹伯里勋爵则答应吸收伦道夫为前排议员即将其列为党的领导人；并由于“樱草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员遍布全国各个选区而承认其为党的正式组织。
　　虽然保守党领导人对伦道夫·丘吉尔采取了忍让态度，但他们始终对伦道夫抱有戒心；对他的野心勃勃、自命不凡虽然隐忍不发，但始终敬而远之。索尔兹伯里的侄子、未来的保守党首相阿瑟·巴尔弗说过：“我倾向于认为，只要伦道夫还没有不忠于党的任何行为，还没有把自己弄到无可挽回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我们大家就要避免一切冲突。”由此可见，与伦道夫的妥协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也预示着以后发生的伦道夫的政治悲剧之不可避免。
　　1885年，保守党人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根据选举结果，由索尔兹伯里出面组阁；伦道夫勋爵出任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很快就表明，他能够轻松愉快地胜任大臣的职务。他既能作出重大决策，也能处理好复杂的关系，还能尽职尽责、埋头苦干。他安排了一支增援印度部队的兵力以防俄国入侵；他批准了对上缅甸的兼并以消除不稳定的隐患；他甚至设法使一项遭到女王激烈反对的任命得以批准，使一位很有能力的军人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将军获准出任印度总参谋长。
　　但是伦道夫仅仅当了7个月的印度事务大臣就下台了。
　　因为保守党在1885年11月的大选中，未能在下院获得压倒多数而使自由党人重新上台。1886年7月再次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获得大胜，自1880年以来首次在下院获得明显多数。索尔兹伯里再度出任首相。伦道夫·丘吉尔这次获得了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的大臣职位——财政大臣，同时担任下院保守党领袖。35岁的伦道夫登上自己政治生涯中的顶峰，颇有志得意满之感，但他仍然向往着更高的地位。1885年11月，当一位朋友问及他未来的打算时，他回答道：“我将当五年反对党的领袖，然后再当五年首相。再往后就要死了。”伦道夫·丘吉尔曾把自由党德高望重的领袖格莱斯顿称为“急于求成的老头子”，而其实他自己倒是有点急于求成。英国幽默杂志《笨拙》的一位漫画家称伦道夫·丘吉尔是“伟大的年轻人”，不久之后人们就把这一说法改为“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后来，这一诨号又传给了他的儿子温斯顿，被人们叫了很长时间。
　　伦道夫·丘吉尔在内阁中自感地位重要，力图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把手伸到了财政以外的领域，他干预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采用类似反对党领袖格莱斯顿的政策来制订预算，主张减少税收和降低军费开支。对此，海军部未予反对，却遭陆军部的拒绝。他的主张在内阁中也屡遭反对；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迫使索尔兹伯里作出让步。但在1886年12月，他为强行使他的财政预算方案得到通过而第三次提出辞职时，等待已久的索尔兹伯里终于等来了把这位难以共事的内阁同僚清除出去的适当时机。索尔兹伯里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认为伦道夫的辞职不会对内阁以及政局产生根本性影响，于是平静地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随即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G·J·戈申接替财政大臣职务。这样处理虽然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动，但政府还是挺住了。显然，结局大大出乎伦道夫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来曾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何轻率辞职，以至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而我却忘记了戈申。”
　　伦道夫·丘吉尔只当了5个月财政大臣，便又回到了下院后排议员的席位上，并且是一去不返。他期待过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再次出山。但对每一次“让伦道夫回来！”的呼声，索尔兹伯里总是置之不理。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的听众越来越少，报纸也很少再登他的消息。政治上的失意使伦道夫极为苦闷，因而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丘吉尔撒手人寰，溘然长逝，终年46岁。
　　伦道夫·丘吉尔的追悼会是在西敏寺举行的。首相和很多政界要人都出席了追悼仪式。葬礼在伦道夫的故乡伍德斯托克小镇的教堂里举行，箭后下葬于布雷登的教堂墓地。那里是许多丘吉尔家族成员的最终安息之地。也许，伦道夫·丘吉尔应和自己的妻子一样不为此生而感到遗憾，正如26年后逝世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临终前自豪地宣称的那样：“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我为英国生下了丘吉尔！”这当然是指温斯顿·丘吉尔。

３　顽劣的学生

　　关于温斯顿·丘吉尔出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美丽、活泼而又十分贪玩的珍妮，不听家人的劝告，在温斯顿出生的当晚，仍坚持参加了马尔巴罗公爵在布伦海姆宫举行的舞会。舞会中间珍妮突然感到阵痛，被人们扶到大厅旁边一个临时女更衣室里，在一大堆女客人们的大衣、帽子和毛皮围脖中间生下了温斯顿。这个早产儿大声地哇哇直哭，显得活力盎然，使初做母亲的珍妮感到自豪和喜悦。
　　为了照看小温斯顿，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的中年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是位生性和善的妇女，她一直照料着温斯顿，跟着丘吉尔家一起去伦敦，赴爱尔兰；后来还照顾温斯顿的弟弟约翰并兼管家务，直到丘吉尔兄弟长大成人。温斯顿亲昵地称她为“爱姆”。小时候照料他的是“爱姆”；在他上学之后经常写信给他问寒问暖的是“爱姆”；他在学校遭鞭笞后爱抚他的也是“爱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慈爱深深地留在温斯顿的记忆里，很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
　　7岁那年，温斯顿·丘吉尔被父母送到位于阿斯科特的一所名为圣乔治的贵族子弟寄宿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的条件相当好，每班只有10个学生；校园内有豪华的游泳池，宽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甚至还装有在当时很少见因而十分新奇的电灯。因为是专为上流社会教育子弟而开办的，所以所有的设备以及师资都是第一流的，学费自然也特别贵。主持校政的是学校的创办人、高派教会的一名年轻牧师雷夫·H·W·斯尼德——基纳斯里，教育方式极其刻板，方法非常严厉。丘吉尔认为：“它们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责罚。”
　　温斯顿经常看到，学校每月至少有两三次将全体学生召集在图书馆里，看少数犯了过错的学生被班长拖到隔壁的房间里挨打。他自己由于性格倔强，当然也逃不掉类似的遭遇。但他决不屈服，极力反抗，在挨打时拼命哭叫、踢打，有一次甚至把校长的硬草帽踩得粉碎。他心里非常痛恨这里的一切，十分怀念自己家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学期结束时，从学校发的成绩单看，他的历史和地理学得较好，其他功课则都较差。学校给他下的评语是“淘气”，“贪吃”。对他关怀备至的爱维莉丝特太太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受虐待后留下的伤痕，并喊他母亲也来看了。鉴于在阿斯科特的生活使温斯顿的健康受到损害，后来根据家庭医生罗伯逊·罗斯的建议，将温斯顿转学到布雷顿一所由汤姆逊两姐妹办的学校中学习。
　　新学校里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尽管温斯顿·丘吉尔执拗、倔强的性格依旧，仍然是学校里最不守规矩的学生，但他再也不用担心受到体罚了。学校里开设了英文、法文、历史、古典文学以及绘画等一些比较正规的课程，此外还组织学生开展骑马、游泳和跳舞等活动。由于心情愉快，少受拘束，温斯顿在布雷顿学校里的学习有了较大的进步。在这一期间，1886年3月，温斯顿生了一场大病，因患感冒而转成肺炎，一度高烧不退，甚至有生命危险。他的父母闻讯后迅即赶来看他时，他已是神志不醒，奄奄一息了，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才逐渐痊愈。这场大病使他初次对人生有了较深的体验。
　　1888年3月，他13岁多时结束了在布雷顿的学习。父亲伦道夫打算将他送到哈罗公学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为他将来进大学深造打基础。本来温斯顿应该被送到伊顿公学去读书。因为在英国，达官显贵家庭出身的子女，一般都根据其家庭地位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到相应固定的贵族学校学习。丘吉尔家族的子女通常都是进入全国最好的伊顿公学；伦道夫本人就是伊顿公学毕业的学生，他本来更愿意将温斯顿送到自己的母校去上学。但因为温斯顿不久之前才患过肺炎，医生认为他肺气弱；而坐落在丘陵地带的哈罗公学，对于一个肺有毛病的孩子的健康，无疑会是大有好处的。好在哈罗公学被社会公认为是除伊顿之外的几所公学中最好的一座；或许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
　　进入哈罗公学之前，温斯顿必须参加一次入学考试。校方希望通过考试，了解一下他在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历史、几何和数学等方面的学习程度。但他在临考时似乎过于紧张，所以发挥得不够好。尤其是他不喜欢的拉丁文课程，在考试时需要他把一段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当时他却头脑发蒙，仿佛一片空白，在2个小时中只在考卷上写了一个字，加上括弧，又用墨涂上，再打上一些点；结果交了白卷。此外，他的数学成绩也很差。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学校录取了。因为对他来说，入学考试充其量不过是走走过场，哈罗公学的年轻校长韦尔顿博士显然不会将地位显赫的伦道夫勋爵的公子拒之门外。
　　丘吉尔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我刚满12岁便走进冷酷的考试领域，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我愿意参加历史和英文测验，在主考方面却偏重拉丁文和数学。而这两门功课，我几乎都不能给以满意的答案。”因为考试成绩差，他被编在成绩最差的一个班中最末的一个组。同时，因为他的姓名字母的位置靠后，他在学生名册中的排名以及点名时排队的位置也靠后，成为引人注目的倒数第3名。
　　温斯顿在哈罗公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很差，也几乎一直是倒数第几名。虽然经典语言是一门主课，但他固执地不愿学习拉丁文。他一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不愿花功夫，成绩自然也好不起来。而且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自制力很差，不能遵守学校制定的行为守则。为此校长曾给予他警告处分，而他竟敢公然表示反抗。校长说：
　　“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
　　温斯顿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说：
　　“而我，先生，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您表示不满。”
　　温斯顿的这种状况使得他的父母大伤脑筋，老师们对他的行为表现也很不理解，只有他的美国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对他表现出豁达的乐观。老杰罗姆说：“让他去吧！男孩子在找到了可以显示才能的场合后，自然会变好的。”的确，认为温斯顿迟钝、低能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对自己爱好的学科，比如历史，他充分地显示出足够的学习才能，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此外，在哈罗时就可以看出，他继承了父亲的非凡记忆力。他非常喜爱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的作品；有一次，他背诵麦考利关于古罗马的一本书，背了1200行竟然毫无差错，令老师和同学们为之惊叹不已。他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台词；当老师在讲课时引述《奥赛罗》或者《哈姆雷特》有了误差时，他总能发现并加以纠正。
　　哈罗公学中令温斯顿喜爱的东西还有体育和军事训练。他在学校里可以参加步枪队接受操练和射击训练；步枪队有时还组织学生进行以别的学校为假想敌的战斗演习或战术拉练。他还积极投入其他体育锻炼，练出了很棒的骑术和游泳技能。而他取得最大成功的体育项目是击剑，并在一次公学比赛中取胜，赢得了银质奖章。
　　像温斯顿这样大年龄的孩子，自然也免不了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有一次，他弄坏了学校附近一座空房子的几扇窗户，被抓住之后他挨了校长一顿鞭打。还有一次，他不慎将一位名叫艾默里的高班学生推入游泳池中。艾默里个子不大但身体强健有力，从游泳池里爬起来后找温斯顿算帐，温斯顿被迫向他道歉，还说了些“我爸爸是个大人物，可也是个小个子”之类好听的话。根据学校发的学生报告单上的评语，温斯顿“并非有意惹事生非”，但由于他的性格所决定，他总是免不了惹麻烦。他从来不能很好地遵守学校规定的纪律，也难以完全适应学校设置的课程和考试制度，成绩一直上不去，因而进大学深造的希望十分渺茫，使他的父母为他将来的出路十分操心。
　　那个时代，贵族出身的青年男子所学的专业中最令人羡慕的是神学、法律和军事。因为前两项专业都需要掌握大量的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而经典语言拉丁文是温斯顿最薄弱的环节，由此看来，最适合温斯顿的专业只能是军事了。好在温斯顿自小就对军事饶有兴趣，喜欢玩打仗的游戏，7岁起就长期摆弄1500个锡兵组成的部队，把它们摆成各种战斗阵式，独出心裁、花样翻新地设计调兵遣将的方案。有一次，温斯顿正在房间里和弟弟约翰玩打仗的游戏，父亲走进来看见了，就问他说：
　　“你将来想干什么？”
　　“当兵，那还有说的！”温斯顿毫不迟疑地回答。
　　综合考虑了种种因素之后，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勋爵决定让他将来投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为此，温斯顿在哈罗转入了被其他同学嘲之为“笨蛋的乐园”的军事专修班，为将来投考军校作准备。温斯顿在哈罗公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将结束了。
　　丘吉尔后来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顾这段生活时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毫无意义和毫无乐趣的时期，……生活中尽是不舒适、限制和漫无目的的单调。”那时，伦道夫勋爵很少到学校里看望儿子，甚至后来他不再担任大臣时也仍然如此。珍妮同样很少到学校来，甚至温斯顿放假回家时，她也往往离家外出。温斯顿特别渴望母亲的关怀，以至于他在16岁时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中恳求再三：“请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来看看我，……请务必来，那么多次我盼望您的到来，但又都使我那样的失望。”只有心地善良的爱维莉丝特太太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所以，温斯顿在长大后，直到老保姆逝世时，都一直同她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他认为，爱维莉丝特太太对他的照料和影响是不应被轻易遗忘的。

４　桑赫斯特军校毕业的骑兵中尉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位于伯克郡，离萨里郡的坎伯利火车站也很近，是英国军队培养步兵和骑兵军官的主要基地。当时每年需缴纳的学费为150英镑。该校学生几乎全部是出身于上流社会，因为在昂贵的学费之外，毕业成为军官之后仍需要家庭的金钱资助，所以贫寒卑微之家的子弟无法问津。
　　温斯顿虽然在哈罗公学已经作了些准备，但他在投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时还是两次都名落孙山。为了替他补习法文，母亲将他安排到凡尔赛一个法国人家里生活了一个月，还为他介绍了许多巴黎朋友。温斯顿相当喜欢这段经历。他与这家人相处得很好，不仅能运用许多法文成语给妈妈写信，还养成了大胆讲法语的习惯，尽管他的口语很不规范，有些地方不合语法，但足以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一点对他后来与法国军政要人打交道显出了极大的用处。
　　他回国后，父母又将他送到由哈罗公学校长推荐的W·H·詹姆斯上尉那里去补习功课。詹姆斯上尉开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门给那些投考桑赫斯特军校的差生提供临阵磨枪的地方。甚至一些被人们认为愚笨的学生，经过在这里补习之后也能取得成功。为了提高通过率，上尉对过去的考卷进行仔细的研究，加以比较，列出可能考试的题目，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答题。
　　温斯顿就是在补习学校里也不是一位好学生，他“漫不经心”、“粗心大意”、“总想当场对他的辅导老师指手划脚”，甚至提出历史课程没必要再接受辅导。
　　就在温斯顿准备第三次投考之前，一件意外的事故使他中断了在补习学校的学习。温斯顿去凡尔赛补习法语的这年秋天，他的姑母温伯恩夫人把她在伯恩默思庄园里的宽大别墅借给他们一家过冬。温斯顿在寒假时也赶来这里与家人团聚，一起度过新年。1893年1月的一天，温斯顿与自己的弟弟和表弟玩追逐游戏。跌进了近30英尺深的山谷里，摔得头破血流，一只肾脏破裂，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他的母亲听说后及时地带着医生乘救护车赶来营救。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温斯顿才基本恢复健康，重新开始了学习。
　　温斯顿养伤期间住在父母一起，从而使他接触到政治活动。他家是一些高层政治家经常聚会，讨论政治问题的地方，许多议员和保守党的中坚分子是他家的常客。他们谈论的话题逐渐引起了温斯顿的政治兴趣，他尝试着用自己的粗浅政治知识去判断问题，当然更多地是受到谈话者的影响，他认为父亲辞去财政大臣职务是无法挽回的错误，结果导致了悲剧。伤好后他还常到下院旁听议会辩论，关心政局的变化，甚至向往着有朝一日父亲东山再起，他就会跟着父亲投身政坛，支持父亲的政治斗争。可以说，这段短暂的养伤生活，对温斯顿未来的人生发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温斯顿康复后继续在詹姆斯上尉的学校里进行补习，尽可能运用上尉的方法强化自己应付考试的能力，结果如愿以偿。1893年8月，他被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录取。成绩刚好及格，在389名考生中他名列第95位，具体分数为：几何绘图72分，绘画68分，英国历史64分，数学62分，英语作文62分，法文61分，化学41分，拉丁文18分。遗憾的是这样的分数未能达到他父亲所期望的步兵专业的分数标准；但又大大高于要求较低的骑兵专业的分数标准。
　　温斯顿是在国外旅行途中，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这一结果的。考试之后，伦道夫勋爵即委托伊顿公学的年轻校长带温斯顿和通常被称为“杰克”的约翰兄弟俩去瑞士作徒步旅行。后来他们还去了意大利，在到达米兰时收到了父亲的信。伦道夫在信中对温斯顿考上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只作了礼节性的祝贺，随即严厉地批评了温斯顿，说他的考试成绩未能达到步兵专业的分数标准是“丢人现眼”，不容置辩地反映出“你懒懒散散、听天由命、轻率从事的工作作风”，警告他如果再不努力，就有可能堕落成为“社会废物”。
　　伦道夫勋爵之所以如此生气，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体面上的考虑。因为步兵专业的学员只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而骑兵专业的学员除此之外还得准备几匹马，以供训练、运动、狩猎以及公务方面使用。这样每年至少得多花200英镑。大手大脚爱讲排场的丘吉尔一家在经济上本来就时感拮据，现在又需增加一大笔开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伦道夫原以为经过补习，温斯顿应该能考上步兵专业，所以他事先已向第60步兵团团长康诺斯基公爵要求在他的团里为温斯顿预备一个职位，公爵业已同意。但由于温斯顿只考上了骑兵专业，似乎只好放弃这个职位。这使伦道夫感到难堪。
　　温斯顿的感觉则不一样。他很年轻，既感受不到经济的压力，对体面问题也不看重。只要能上军校，管他是步兵专业还是骑兵专业，他都无所谓。就他的性格特点而言，或许他更高兴学骑兵专业。但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还是为自己过去的种种过错而表示歉意，并保证“将用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习与行动力争改变您对我的看法”。发走信，他便又去进行他愉快的旅行了。
　　等到温斯顿回到伦敦，准备去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报到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转入步兵专业学习了。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在经康塞特亲王改革之后，确实形成了真正的专业教育。学校开设的科目有：操练、地形学、战术、军事管理和军法、挖战壕、射击、体操和马术。从早上6点45分到下午4点是教学时间，除开早餐和午餐的短暂间歇，其间轮换进行各个科目的学习和操练。4时以后为自由活动时间，学员们可以个人喜爱的任何方式进行体育运动、闲逛或者休息。比起温斯顿中小学期间经受过的严苛的校纪校规来，军校的纪律就说不上十分严厉了。倒是伦道夫勋爵给儿子定下些严格的规矩，在4个月长的一个学期中，只允许温斯顿回家过一次周末，以保证他能够集中心思更加努力地学习。但很显然的是，自从温斯顿成为步兵士官生后，伦道夫已经不再把他当作小孩子看待，而逐渐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并给予他一定的尊重。伦道夫觉得儿子变得“漂亮潇洒起来了”，感到“他站得笔挺，逐渐变得稳重”。有时他把好牌子雪茄和香烟送给温斯顿，和善地要他节省着抽。甚至他还带温斯顿去白金汉郡的特灵，到纳撒尼尔·罗思柴尔德勋爵家去作客，并让儿子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只是由于伦道夫勋爵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父子间的这种新型关系未能持续发展下去。在母亲陪着父亲去世界各地旅行期间，温斯顿通过家庭医生罗斯先生大致知道了父亲疾病的严重程度。这种近于灾难的状况一下子使年轻的士官生成熟起来，他除了写信给父母以更多的安慰之外，在军校里的学习也认真多了。而且他在心里对许多训练科目真正感兴趣，尤为喜爱马术，跑马场上的训练对他来说甚至是一种享受。不知他骑在马上时是否联想过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纵马驰骋于欧洲大陆上的勃发雄姿，但他有着和祖先一样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1895年是温斯顿由少年向成年过渡的重要年头，也是他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年元月，他的父亲过早地去世。他的外祖母伦纳德·杰罗姆夫人于同年4月病故。而对温斯顿感情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同年7月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去世。虽然由于伦道夫勋爵患病导致家庭经济状况困窘，珍妮迫不得已辞退了爱维莉丝特太太，但老保姆一直得到丘吉尔家的资助。温斯顿在她去世前去看望了她；在她死后不仅参加了她的葬礼，还承担了在她墓前为她竖立墓碑的费用。
　　就在伦道夫勋爵去世前夕，温斯顿顺利通过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的毕业考试。在所有130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20，这表明他在校学习期间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在马术训练这一科目中的考试成绩最好，因而他萌发了加入骑兵部队的强烈愿望。他希望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因为他原来就认识该团团长J·P·布拉巴松上校，对这位威尔士亲王的好朋友、多次荣立战功的指挥官十分钦佩。2月初，温斯顿请母亲给布拉巴松上校写信提出要求。上校很快回了信，出主意让他们请求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同意。公爵收到信后立即欣然予以批准。2月20日，温斯顿·丘吉尔被正式任命为军官，并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就这样，这位新任的骑兵中尉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温斯顿实现自己愿望的同时，也意味着给他的母亲在经济上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那时的军官大都需要家庭的经济资助，骑兵军官更是如此。温斯顿每年只能领到120英镑的军官津贴，但他发现，他一年至少还得添上500英镑才能维持自己的职位。此外，他所在的第四骠骑兵团，军官们还需支付诸如添置打马球的设备这样一些特殊的花销。这样，他一年共需要650英镑以上的经济来源。幸亏他的伯母、马尔巴罗公爵夫人丽莉资助200英镑，为温斯顿买了一匹马，否则他在经济上还要紧张一些。温斯顿想说服母亲每个季度定期资助他125英镑，但是他很快就明白，母亲已拮据得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温斯顿从来就没有节俭过日子的意识，而他的母亲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挥霍惯了，“在花钱上，她根本没有量入为出的观念，金钱的价值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只计较买到的东西的好坏，而不管要花多少钱”。伦道夫勋爵死后仅三年时间，她就欠下高达14000英镑的债务。偿还这些债务的唯一办法是借贷，她每年为偿付旧债需借贷700英镑，这将使丘吉尔兄弟两人每人每年相应减少约1800英镑的收入。温斯顿对这种陷入恶性循环的作法很不高兴，但出于对母亲的同情，他还是认可了这一做法。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同情您的一切铺张行为，甚至超过您对我的铺张的同情，正如您认为我花100英镑买一匹玩马球用的小马是一件要命的事一样，我也觉得您花200英镑去买一件舞会礼服同样是件要命的事。然而我还是以为，您应当有舞会礼服，我也必须有玩马球用的小马，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太穷罢了。”
　　温斯顿出于无奈，只好自己借了3500英镑。这笔钱除了作为自己每年花销的补贴外，还给杰克准备了3年的资助费，又偿还了裁缝和别的手艺人400英镑左右的工钱。这虽然是一笔沉重的债条，但温斯顿并不担心无力偿还，除了自己家族中他名下应继承的遗产之外，他还继承了外祖父杰罗姆馈赠给他的一份产业，而这份产业，即使是母亲珍妮也无权动用。
　　温斯顿所在的第四骠骑兵团驻扎在奥尔德肖特镇。这里40年来一直是军事基地。他在入伍的最初半年里，须和普通新兵一样，每天有例行的2小时马术训练、1小时的马厩值勤和90分钟的操练。他厌恶刻板的操练，但非常喜欢马术训练。他还经常打马球，参加在奥尔德肖特举行的赛马会中的障碍赛马项目，表现得相当勇敢。
　　在骑兵部队服役期间，许多高级军官对温斯顿青眼有加，乐意满足温斯顿的愿望。在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大公爵来奥尔德肖特正式视察期间，温斯顿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位年迈的大公爵的侍卫官。在陪同坎布里奇视察的过程中，温斯顿幸运地见到了威尔士亲王。还同10年前被父亲在担任印度事务大臣时派往印度任总参谋长、现在已是陆军元帅的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几个星期之后，温斯顿又应邀会见了约克公爵及其夫人，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以及他们的叔父康诺特公爵。此外，温斯顿还“收到许多请贴，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天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但是温斯顿并未这样做，他的严肃而孤僻的本性，使他几乎本能地与浮华生活保持着距离。虽然他已经在为军队中“思想呆板”的状况而深感苦恼，可他不想在轻松的社交活动中忘记这一点，而是想以求知的方式弥补它。他开始着手系统地读一些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先读了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还计划继而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莱基的《欧洲的道德》等著作作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
　　7月，他在回去参加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葬礼时，还到布雷顿他父亲的坟上去归墓。“这里万籁俱寂，如同置身在一派古朴的气氛中，我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使我在悲痛之中夹杂着慰藉之感。”温斯顿想起父亲短暂而杰出的一生及其悲剧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已暗暗立下志愿，要走父亲从政的道路，创造比父亲政治生涯中所取得的更为辉煌的业绩，实现父亲未竟的遗愿。此时他已开始关注政治，密切注意着1895年的大选情况，为在今后几年内参加类似的竞选活动预作准备。他在后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玩弄政治游戏是一种极好的把戏，一个高手在真正置身于其中之前，磨砺则是十分必要的。不管怎么说，这4年健康而快乐的生活，既负有责任又经受锻炼，对我有益而无害。我越是研究军事，就越喜欢它，也更加确信，这非我之所长。”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温斯顿·丘吉尔从政的意识和素质都较强，对政治的感觉准确，眼界较高；既比较投入，又有一种超然之感。这对他投身政治大有益处。然而自此时到他登上政坛，其间他还有很长一段路途要走。

二　战地记者

　　如果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见解平凡、对现状易于满足的庸常之辈，那么，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在第四骠骑兵团服役期间所受到的重视和优遇应该能使他安于现状。但是，正如法国传记作家F·克沙迪在《丘吉尔与戴高乐》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那些熟悉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并在早期岁月与他共过事的人明白，他还同时具有诸多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素质：无穷无尽的干劲和精力，高度的道义感和勇气，过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吃惊的创造性，对国王和国家的赤诚，以及最后，对重大事件的神往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热望。”除此之外，从他少年时的经历看，他还很喜欢冒险。上述特点决定了丘吉尔不甘寂寞的心理。他不愿意就军事的某个专题进行研究，认为那样“会使人的思维变得狭隘而墨守成规”。他对骑兵部队那种枯燥、单调、刻板、僵化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他抱怨说：“要想在英国陆军中获得军事经验并过上传奇般的生活极为困难。”好在丘吉尔是一位思维活跃、富有胆识的人，同时又具备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因此，他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机会来。而这些机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也使他敢得了意外的收获和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１　古巴之行

　　英国骑兵军官可以享受的一大好处，便是每年有5个月的假期。1895年10月，在丘吉尔当上骑兵中尉之后8个月，他就轮上了一次休假。他决定利用这次休假，和自己的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中尉一起，到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古巴去亲身体验一下“传奇般的生活”并获得实际的军事经验。当时，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游击战开展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政府派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率兵前去镇压。丘吉尔他们要想前往古巴，必须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好在当时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先生是伦道夫勋爵的生前好友，丘吉尔通过他请西班牙国防大臣将自己和巴恩斯中尉介绍给了在古巴指挥作战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为了使这次旅行得到国内军方的正式批准，丘吉尔还专门拜访了陆军元帅沃尔斯利勋爵。这位勋爵刚刚接替坎布里奇公爵担任了英国陆军总司令，并且他很怀念过去与伦道夫勋爵结下的友谊，马上单独接见了这位军阶极低的中尉。交谈之后，沃尔斯利勋爵不仅批准了他们的计划，还交代情报部，结果把丘吉尔他们去古巴的旅行安排成为一次公差：情报部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搜集有关西班牙军队当时使用的新式枪弹的情报。
　　此外，丘吉尔还和伦敦的《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当即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该报曾于1891年聘请当时正访问南非的伦道夫勋爵为其撰稿，一篇文章稿酬为100英镑。此次给丘吉尔定的稿酬虽大大低于此数，但与当时一般记者的稿酬相比一点不少，更何况丘吉尔此时尚无新闻工作的经验，更未发表过一个字呢！
　　丘吉尔在出发前还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告诉了母亲。珍妮将自己在美国的许多亲属和朋友介绍给儿子，其中有丘吉尔的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的好友、美国民主党领袖伯克·科克兰。此人代表纽约州担任过好几届国会议员，是当时美国最有才华的演说家之一。
　　丘吉尔与巴恩斯二人于1895年11月乘轮船抵达纽约，住进了第五街科克兰舒适的公寓里，和科克兰进行了令人兴奋的谈话，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演讲技巧；并在纽约市区内参观了许多地方。
　　直到11月下旬，丘吉尔他们才到达古巴，并立即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盛情款待。他们的身份竟然被抬高为“一个强大的老盟邦在紧急之际派来的虽非正式、但却非常重要的军事使节团”。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同意他们跟随一个在古巴丛林中“清剿”游击队的后备纵队进行活动。丘吉尔和巴恩斯经过长途旅行，行程8天之后到达了一个名为圣提·斯皮里托斯的小镇，与驻守在那里由瓦尔德兹将军指挥的西班牙纵队汇合。丘吉尔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经受了炮火的洗礼，亲眼目睹了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生平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受到很大震动。在他21岁生日这天，纵队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炮弹在丘吉尔身边很近的地方爆炸，有些马匹被炸死了，但丘吉尔幸免于难。
　　一个多月后丘吉尔回到了英国。虽然他为自己平安返回而深感庆幸，但他也承认：“战争中有许多时候使我认识到，我们仅仅为了猎奇冒险而不顾生命危险，这种做法是何等轻率。”
　　总的说来，丘吉尔的古巴之行收获还是巨大的。他和雷金纳德·巴恩斯均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遭遇袭击时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他自1895年12月13日起至1896年1月13日为伦敦《每日纪事报》撰写的五篇战地报道都发表了，这些报道引起了国内一些读者的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于是，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丘吉尔的报道所造成的影响和为他赢得的名声，远远超过了他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那点稿酬的价值。此外他的收获还有：在炎热的古巴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以及染上了抽雪茄的烟瘾。
　　古巴之行的成功激发了丘吉尔的写作欲，这种写作欲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籍此博取更大名声和荣誉的内在驱动。丘吉尔又向《每日纪事报》建议，由他作为该报特派记者，前往克里特岛采访当地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但是《每日纪事报》不愿为此支付费用，使丘吉尔的打算落了空。后来他又谋求到南非去；因为那里的布尔人与大英帝国军队的矛盾日益激化，必将发生武装冲突。他希望母亲帮助促成此事；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对荣誉的渴望表露无遗：
　　“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二枚勋章，从此我将弃武从文。”
　　他希望得到母亲的热情支持，在信中敦促母亲“在这样一个时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但是一件丑闻使丘吉尔的如意算盘全成画饼。第四骠骑兵团军官伙食团的一个讨厌的老家伙控告丘吉尔有同性恋行为；丘吉尔为此提出诉讼，控告此人纯属诽谤。经过审理，法庭判丘吉尔胜诉并获400英镑的名誉损失费。为了接受陆军部拟议进行的进一步调查，丘吉尔被告知短期内不要外出，以免引起人们以为他想回避对他的品行进行调查的误解。
　　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丘吉尔的机会很快就再次来临了。

２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调往印度，驻扎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这里是一处气候宜人的山中避暑胜地，海拔高度为3000英尺。丘吉尔与另两名中尉合住着一所带有“宽阔而漂亮的庭院”的平房。丘吉尔在其中占有3个房间，住处宽畅而舒适，并且拥有“一个主管酒类、膳食的管家”、两个“管衣物的男仆”，还有一个马夫。此外他与另两位中尉还共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骑兵团的军官们除了每天的早操和上午的一小时马厩值勤，再没有其他的军务活动，因而丘吉尔有充足的时间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爱好。他读书、写信，种种玫瑰花，还采集制作了许多美丽的蝴蝶标本。每到下午4时15分，就是他最喜爱的活动打马球的时间。这也是当地英国骑兵军官最主要的娱乐。丘吉尔认为打马球不仅是最有益处的运动之一，而且还是英国军官与印度王公贵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主要渠道。双方经常组织比赛。就在当年秋天，丘吉尔作为主要选手代表第四骠骑兵团在海德拉巴参加了马球比赛，在比赛中表现极为出色。伦敦的《原野》周刊曾对此作过绘声绘色的报道：“霍尔上尉策马飞奔而来，巴恩斯先生及时接应，而丘吉尔先生则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两次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丘吉尔对打马球真是太投入了，他甚至有时把它看作是“严肃的生活目的”。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认为在班加罗尔驻防时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他把打马球以外的空闲时间主要用于自学。他请母亲给他寄些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来。珍妮很乐意地为儿子寄来了大包小包的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各种经典名著。丘吉尔从此开始了苦读，“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五月我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经典名著中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营养。通过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利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也使他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生信念。他曾经简练地将其概括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此外，在写作的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丘吉尔也受到了吉本、麦考利等大师的深刻影响。他曾谈到，《人类殉难记》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对基督教的批判是“那么具体，以至使我在某些时候都难以相信”。在他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曾有多部作品被人们评论说与麦考利的风格十分相似，而丘吉尔则对此引以为荣。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丘吉尔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了解当时国内政治生活的现状。
　　1897年春，丘吉尔得到例行休假。他一回到伦敦，即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以便安排他在“樱草会”将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正式的政治演讲。他在去古巴途中路经纽约时，曾就演讲技巧问题向美国民主党领袖、著名演说家科克兰请教，得到了科克兰的悉心指点。现在他既有将所学技巧付诸实践的跃跃欲试的心情，却又担心自己发音上的缺陷会令听众失望。结果，演讲意外地大获成功，“演讲结束时，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后来在他临危受命出任战时首相时，为鼓舞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志，他曾作过一系列著名的演讲；被认为是当代世界上最出色的演说家。而此次演讲即是这位未来演说家初试牛刀的成功预演。
　　丘吉尔假期将满时，获悉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他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又来到了。
　　当时，由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打破了英国在工业和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局面，迫使英国工业结构以及对外政策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致力于争夺和扩大销售市场，那么现在它就被迫改变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工业资源并在海外建立大型企业的租借地，这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十九世纪末，在印度，尤其在殖民当局难以控制的北方地区，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得更快。这次民族骚乱就发生在该地区马拉坎德出口附近，是一个帕坦人部落举行了反英起义。英国殖民当局派宾登·布拉德将军率领由三个旅组成的远征军前往该地进行镇压。
　　丘吉尔为了不错失建功立业、博取名声的良机，在伦敦时就给正在该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宾登·布拉德将军接连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参加军事行动。随后又赶赴印度的迪普丹尼，在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会见了这位将军，将军答复说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如果一旦有人伤亡，或许会让他充实到战斗岗位上去。
　　丘吉尔先从骠骑兵团里请准假，又在宾登·布拉德将军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珍妮在伦敦也与《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给该报发回战地报道。
　　马拉坎德野战军对边境地区袭击英军前哨据点的起义的帕坦人部落，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他们破坏水源，烧毁当地居民的村庄，激起了帕坦人更大的反抗。山民们不仅使用大刀、长矛，也使用从英军手中缴获的现代化武器，机动灵活地袭击英军，给丘吉尔跟随的部队带来了很大威胁，以至于布拉德将军在军营中为丘吉尔的到来设晚宴接风洗尘时，为确保安全，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灯在黑暗中举杯共饮。
　　由于遭受起义者的袭击，英军伤亡率较大，尤其是军官，更是袭击者射杀的主要对象，因此丘吉尔很快就能补入部队直接参加战斗。他最初担任布拉德将军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奔驰于英军各分遣队之间，往往是一个人单独行动。但有一次他差一点被当地的山民活捉，此后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便由两名印度骑兵随同保护。
　　还有一次，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跟随一支分遣队返回驻地时，在途中遭受到大规模的袭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一片寂静的山谷中，突然爆发出枪声和喊杀声，转眼间在嶙峋的山岩之间，奔涌出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冲向他们。丘吉尔亲眼看到大片的死伤。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道：“只见后边的五六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个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还有一位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惨呀，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啊！”他在当时给母亲的信中还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丘吉尔开始时只是帮助运送伤员，后来亲身投入了战斗。他在距敌人约40码的地方，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枪射击，后来又使用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4个敌人。”后来英国援军赶来了，丘吉尔和这支分遣队才脱离危险。此时，英军已死伤150余人。最后，经过60多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爬上火车，回到英军老巢。丘吉尔本人则幸运地未受任何损伤。
　　对于战争的危险和严酷，丘吉尔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地主动寻求机会投身于其中，绝不是头脑简单的鲁莽行为，而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同命运之神的赌博，是为了达到今后更高的人生目标，赢得荣誉和名声所下的巨额赌注。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的勇敢得到了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充分赞赏。这位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上司，第四骠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他并要求将丘吉尔派往急需军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但是由于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的调动，不久，丘吉尔就接到重返班加罗尔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骠骑兵团。
　　丘吉尔对于自己在战地采访中的表现自感相当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说：“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没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得知，军方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将军在战报上点名表扬了他之后，他更感兴奋，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战斗间隙，丘吉尔抓紧时间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报道英印军队受挫溃退，以及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受骇人听闻的折磨的详情；不愿透露起义者落入英印军队手中也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也未向广大读者泄露英军在镇压起义边民的部队中配备了达姆开花弹的事实。他曾私下谈到过：“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自己身为英国军官这一点外，他还得顾及同意他参于此次军事行动并使他赢得荣誉的布拉德将军，但以后他在私下里曾多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谈到事实真相，并从心底里对之感到极端厌恶。
　　还有一点使丘吉尔感到不快的是，这些报道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时，仅署名为“一个年轻军官”，而未署上丘吉尔的大名。这是他母亲与伦敦的朋友们商议后未经丘吉尔同意就决定的。因为他们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军事行动论及英国战略和政治问题，免不了说些使他的上司不满的话，这可能使丘吉尔在军队中陷入严重困境。但这种做法与丘吉尔想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热切渴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报道当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谁都不知道“一个年轻军官”就是丘吉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在已于《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著书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试图“造一个小小的文库”，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他将手稿寄往伦敦，请母亲代为联系出版社。1898年春，英国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由于丘吉尔远在印度，不能亲自来看校样，他通过母亲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代劳。但是这位先生的文学修养太差，他在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过程中。改正的错误还没有他增加的错误多。以至于英国文学协会的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当然也有批评丘吉尔本人的成份在内。但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书中许多地方颇类当年伦道夫·丘吉尔的风格。《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一本专供军官们阅读的刊物《三军联合》杂志认为《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英军的每一位军官推荐这本书。该杂志的编辑还特意邀请丘吉尔为该刊撰写一篇论述边疆政策的专稿，丘吉尔应命很快完成了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丘吉尔对英国殖民政策中的陈旧过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由此导致了人力物力上劳民伤财，困难重重。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马上改变不太可能，也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较为妥当的是要根据边境地区多山、适宜进行游击战的特点来制定新政策，应限制边疆地区设置要塞的总数，尽量节约开支；调动部队应该谨慎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这样才能稳步将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渐扩大到阿富汗这样荒芜的边疆地区。这些看法，其实是他在书中已阐明的各种论点的简明概述。
　　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际上政府已在对老政策进行调整。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前进的边疆政策”，甚至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陆军元帅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一个军阶极低的年轻中尉竟敢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说三道四，对驻扎在印度的英军的高级将领提出直率的批评，这的确正像伦道夫·丘吉尔夫人所担心的那样，为丘吉尔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英国军方和驻印英军司令部均感不快。因此，当丘吉尔于1898年要求再次参加印度北部边疆地区英军的新的军事行动时，理所当然地被干脆拒绝了。

３　《萨伏罗拉》

　　丘吉尔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说，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他养成了“写作习惯”。由于他未能获准参加新的远征军，他决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小说创作。
　　从当时直到后来他在政坛失利后的蛰伏岁月，丘吉尔虽然从事了大量的写作工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写作领域，更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抱负。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文学与政治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有时文学还可以作为政治的进身之阶。比如，一度成为保守党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领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义”思想，最初也是通过文学著作阐述出来并影响民众的。这或许是丘吉尔打算在文学创作上一试身手的主要动机之一。事实上，在这部丘吉尔写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无疑写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特点。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对待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所表述出来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尔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萨伏罗拉》叙述的是一个虚构的、位于地中海上的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故事。“劳拉尼亚”这一国名，据信是仿照1894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所著《赞达战俘》一书中的“罗里塔尼亚”一词而来。书中描写了劳拉尼亚人民开展的争取人民解放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可是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除了这一主线外，作为文学作品，书中当然也少不了爱情故事的描写来丰富作品内容，展示人物丰富的性格内涵。有意思的是，由于丘吉尔一直是在学校和军队的严格纪律约束下成长起来，缺乏爱情生活的经历，因此在描写爱情情节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据说连爱情故事这条副线也是他的一位女亲戚帮他编出来的。在不多的对女主角的描写中，伦道夫·丘吉尔夫人还作了一些指点。
　　“萨伏罗拉”既是小说的，也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一位年轻的政治领袖，在他身上集中了丘吉尔所赞赏的一切优秀品格。他英勇机智、博学善辩，不仅对“人间的一切乐趣有鉴赏力”，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系统的理念。他领导着反对党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着推翻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的解放斗争。书中的女主角是独裁者的妻子露西尔，她是一位“容貌美丽”、见识过人的女英雄，她的沙龙中“挤满了来自各国的最著名的人物，……温文尔雅的使节们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问题，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复”。她暗中同情萨伏罗拉的斗争，在她的丈夫派遣她到萨伏罗拉那里去打探起义计划时，她与萨伏罗拉一见钟情，两人的关系急剧发展。由于丘吉尔本身经历的缺乏，他曾请班加罗尔一位要好的军官朋友在两人的爱情描写上给予帮助，但结果并无多大改进，于是他明智地尽量回避这方面的情节描写。至于在书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内战情节的叙述，丘吉尔写起来则十分轻松、驾轻就熟。
　　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几年以后狄尔克又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还有传记作家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曾引用了一个当年广为流传的笑话。据说在《萨伏罗拉》问世50年之后，一次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
　　“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
　　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
　　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这个笑话可能不具备生活的真实性，但传记作家之所以引用它，或许是认为它多少包含着一定的艺术真实，对于读者理解丘吉尔的性格具有典型意义。
　　应当肯定地说，上述传记作家的说法都不无一定道理。但若是将丘吉尔一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内在动力主要归因于他的赤裸裸的虚荣心，则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这种状况是由于这些传记作家囿于政治的或党派之争的偏见而形成的。
　　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么在书中的几个次要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与年轻的丘吉尔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书中有一位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这与当年爱维莉丝特太太照料小温斯顿的情况何其相似！还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萨伏罗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比如以下一段描写：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与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演讲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伦道夫勋爵的影子。
　　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对共产主义者的丑化和对英国政府的贬损。在《萨伏罗拉》中描写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最丑恶的特征。这反映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而产生的强烈憎恶情绪。而书中有一处情节，叙述了英国政府在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辞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去进攻这个国家。“侵略者”号这个军舰名称显然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英国的御用评论家们曾为这个舰名而感到难堪，为了解嘲，他们杜撰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时，“侵略者”一词可能还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的含意。
　　丘吉尔这部两个月写成的小说，首先在伦敦《麦克米伦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由于读者反应较好，于1900年2月，由朗曼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丘吉尔虽感高兴，但在这方面却又有些信心不足。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现在我以极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将此书公诸于众，以求得公众对它的评论或给予宽容。”
　　评论界对于《萨伏罗拉》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批评。《学院》杂志认为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展望》杂志评论道，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评论》认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划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讯相关的”。或许《旁观者》杂志给予的评价最高：
　　“如果说他没有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则他却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劳拉尼亚出版物的价值确实在吸引着人们——它充满活力的修辞、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未必能构成独树一帜的警句。”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此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但这本书仍然在后来几次再版。这或许是丘吉尔成为伟大人物后的名人效应。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它对于理解青年丘吉尔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４　《河上的战争》

　　尽管丘吉尔已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出了两本书，但他仍然有着一种紧迫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推进之。”1898年夏天，他又获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赶回伦敦，请求母亲设法帮他尽快调往英军驻埃及的部队，他渴望参加对苏丹的战争。
　　19世纪70年代，英国侵占埃及之后，又占领了苏丹。
　　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起义军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1885年喀士穆战役中，还击毙了曾经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焚烧和抢劫圆明园、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英国用了很长时间准备“为戈登复仇”的行动，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丘吉尔为了赶上1898年对苏丹军队的决战，已预先雇好了仆役，收拾好行装。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了英军驻埃及部队司令基奇纳将军的拒绝。丘吉尔“感到埃及军队司令赫伯特·基奇纳爵士毫不掩饰地和我作对，对我怀有敌意”。他在回忆那一时期的经历时写道：“现在我明白了，那时有很多不了解我和对我不友好的人，他们不赞成我的举动。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另一些人索性骂起我来。他们骂我‘追求奖章’、‘自我吹嘘’。”
　　虽然基奇纳将军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伦道夫·丘吉尔夫人通过社交密友杰妮小姐，找到基奇纳的副手伊夫林·伍德爵士从中斡旋也无济于事，但丘吉尔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直接求助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首相则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帮忙。由于基奇纳要依靠克罗默勋爵的密切配合，同时他需要将第21轻骑兵团作紧急调动，于是同意给丘吉尔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由他给该报撰写苏丹战争的战地通讯。丘吉尔加入第21轻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在沙漠里长途跋涉，一天得走30英里左右。许多士兵因受不了干渴和酷热而中暑病倒。丘吉尔身体状况较好，在艰苦条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为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没有倒下。但他担心的是在战斗中受伤；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请求道：“一旦我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图曼战役打响了。丘吉尔随部队向喀士穆挺进。9月2日清晨，丘吉尔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第一个发现大约有4万名托缽僧正准备向英军发起袭击。经过激烈交战后，他所在的团队顺利撤离了战场。此后，第21轻骑兵团作为后备队，从侧翼迂回冲向敌人，陷入了苏丹军队设下的埋伏。后来丘吉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次战斗：
　　“在我对面，大约有四排狡猾的敌人……，我方有人跌下马来，身体当即被砍成几段。还有五六匹马也被间接攻击所打伤，再就没有其他什么损失了。后来我们又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更说不准了。”
　　1898年9月的决战，以英军的胜利而告终。此时起义者的首领马赫迪已死，人数众多的苏丹军队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统领。尽管他们作战英勇，但装备和战术水平都还停留在中世纪，因而终于败在大英帝国新式武装的镇压下。苏丹军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获胜的英军几次横扫战场，把托缽僧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把这种惨状比作十字军东征时的大屠杀，他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在这次战争中，丘吉尔给《晨邮报》写了不少稿件并陆续发表。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写书出版。他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而且钱还是次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著作已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响亮的名声，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进取的有力手段。
　　他对政治的热望和他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他产生了脱离军队的想法。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军队里一直干下去，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理想。要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必须经历多年刻板、艰苦的军人生活。况且自己在新闻报道、文章和专著中对军方高级将领们颇多批评，早已引起了他们的不快，将军们显然不会让这个自负高傲、乱发议论的年轻中尉得到迅速提升。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在结束军旅生活之前，丘吉尔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的驻扎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重温了过去的时光。他仍然热爱打马球运动，并在军人马球锦标赛上卖力地为本团赢得了胜利。运动和军务之余，他仍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写作。1899年3月，在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时，他已写完了全书23章中的18章。返回英国途中，他还在开罗作了短暂停留，从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和一些英国以及埃及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方面的资料。回到英国后他很快便完成了此书。
　　1899年10月，他这部名为《河上的战争》的书分两卷出版了。由于丘吉尔不再是军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他对基奇纳将军的不满。他在书中批评道：“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他尤其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行为感到愤慨。丘吉尔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进步托利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行为。”
　　丘吉尔不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基奇纳将军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苏丹起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尖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卑劣和伪善，从根本上批评了英国对苏丹的战争政策。他写道：
　　“在英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没有确信敌人是极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之前，似乎还不能采取战争行动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他们便对苦行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也许这样做对英国的慈善家们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苦行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不用说，这些论述必然会引起英国官方的愤怒。不久，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是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本来不愿与政治领袖们发生龃龉，后来此书再版时，他对上述批评及类似的言论作了大量的删减。
　　这部著作首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南非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它在评论界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与丘吉尔保持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蓓尔美尔杂志》也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展望》杂志赞扬说：“丘吉尔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累克①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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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金累克（Kinglake，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1854年曾去克里米亚旅行，著有《克里米亚战争史》8卷。 Tud1xq  


　　《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该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也有些评论批评丘吉尔“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
　　总的说来，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

５　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丘吉尔的独特经历练就了他对战争的特殊敏感。1899年9月，他预感到英国同南非的两个由荷兰布尔人建立的独立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于是同《晨邮报》商定，他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
　　丘吉尔动身前，受到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约见。然后他搭乘英军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乘坐的开往南非的轮船离开了伦敦。此时的丘吉尔“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面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朗宁描写拿破仑时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属于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丘吉尔曾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前结束。但在开普敦上岸时，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英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战争肯定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丘吉尔决定尽快奔赴纳塔尔前线，他认为那里将发生最激烈的战斗。他换乘小汽船到德班上岸，然后到达埃斯特科特与英军会合。在这里，他遇上了早在印度就熟识的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并随同霍尔丹上尉指挥的一列装甲车去执行侦察任务。列车上有两个连建制的士兵和不少筑路民工，并装备有能发射9磅重炮弹的前膛舰载大炮。在前进的路上，由于瞭望哨的疏忽，列车被布尔人在铁路上设置的大块石头顶翻，有两节车皮脱轨堵住了去路，使机车和其他车皮不能通过。布尔人乘机发起了进攻。霍尔丹上尉立即指挥士兵在列车周围构筑临时阵地，对付布尔人的袭击。丘吉尔则主动担负起清除铁道障碍的指挥工作。他设法说服已经受伤正打算撤离岗位的火车司机，开动机车对堵塞线路的那节车皮来回冲撞。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坚持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将堵路的车皮完全移开，使得五六十名士兵和一些伤员得以随车撤离遭受伏击的地点。后来霍尔丹上尉在给上级的正式报告中说：丘吉尔“参加了救护机车的工作，他担负了主要的指挥职责，从而往往使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对他这种勇敢的行动，我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会过分。”
　　列车撤走后，霍尔丹上尉准备率领剩余的部下且战且退，但由于有两名英军士兵突然举起白旗，加上布尔人的劝诱，霍尔丹与大约50名官兵一起作了布尔人的俘虏。丘吉尔指挥列车撤离危险地带后，又一个人跳下车来，沿铁路线回来准备与霍尔丹一起战斗；此时也不得不加入俘虏队伍的行列。
　　开始时，丘吉尔以为自己是新闻记者，应该很快从俘虏营中被释放。但布尔人却认为，丘吉尔在使遭到伏击的列车以及半数人员得以逃脱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应被视为参加了战斗；此外，由于他的贵族身份，布尔人不同意释放他，而是将他和其他俘虏一起押往比勒陀利亚，关在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里。一个布尔人军官对他说：“虽然你是随军记者，可我们不打算放掉你。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捉到贵族的儿子的。”
　　丘吉尔被囚禁的地方总共关押着60名英国军官，由40名南非警察负责看守。虽然有人昼夜值班，但警戒并不十分森严。丘吉尔据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越狱计划，即首先袭击警卫，夺取武器，占领这所师范学校；然后袭击比勒陀利亚的跑马场，释放囚禁在里边的2000名英国士兵，夺取步枪和机关枪，举行武装暴动；最后争取全歼城内的500名守军，占领南非的这座重要战略要塞。但由于俘虏中的高级军官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只好作罢。
　　丘吉尔心中十分不满，遂决定约少数要好的同伴越狱。但最终越狱成功者仅有丘吉尔一人。他后来回忆道：
　　“我被囚禁的国立师范学校在一个四方形的院中，东西两边围以铁栅墙，南北两边竖有10英尺高的铁板墙。这些围墙对于任何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算大障碍。但院内有持枪的卫兵把守，而且仅距我们的囚室50米远，这样就成了我们越狱不易克服的障碍。
　　“经过反复沉思，我们几个俘虏发现：当卫兵们沿着东边巡逻时，他们有一段时间看不见在圆厕所附近几米长的铁墙上端。院子中间的电灯虽照得全院通明，但东西墙角却在暗影里。因此要想逃过厕所附近两名卫兵的视线，必须要恰巧在他们二人一同转过脸去时才行。爬过墙去是一家别墅的花园。对那边的情况事先一无所知。因此，如何跑出花园，如何走过大街不被人注意，如何躲过围城的哨兵，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行径200英里到达葡萄牙人的边境，这都是需要一一解决的难题。
　　“12月11日，我和霍尔丹上尉与布罗奇中尉试逃未成。实践证明，偷踱到那圆厕所并不困难；但从墙上爬过去却是极其危险的。第二天，12月12日，我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再做一次试验。我趁卫兵不防，悄悄地穿过方院并潜入那圆厕所。我从铁门缝里一直注视着卫兵，等了好久没有寻到机会。随后，突然一个卫兵转身走向他的同伴，并且两人闲谈起来。他们的脸转过去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我登着一个架子，用两手抓住墙头用力攀登，结果由于心中发慌，两次都失败了，直到第三次才用力爬上去。我在隔壁的花园里隐藏了一个多小时，见没有动静才慢慢走出来。心想我自由了，越狱的第一步终于成功了。”
　　丘吉尔逃出来后，立即奔向铁路，爬上一列车速缓慢的东行货车，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里。他希望乘车逃到葡属莫桑比克境内，再从那里回到自己人中间。在天亮前他跳下火车，躲在野外的荒草中。他担心白天在车上会被人发现；毫无疑问，布尔人正尽力组织搜捕，希望将他重新缉拿归案。
　　事实正是如此。布尔人甚至发出了悬赏布告，上面还写明了他的外貌特征：
　　“该犯25岁，高约5英尺8英寸，身材一般，走路时有些驼背，面色苍白，头发红褐色，蓄有不显眼的小胡子，说话带有鼻音，发不好字母‘S’这个音，不会说荷兰语，出逃前最后一次见到时穿着一套棕色服装。”
　　不过，似乎丘吉尔身价并不高。布尔人的布告上说，不管死活，只要能将其缉拿归案，对有功人员一律赏洋25英镑。
　　丘吉尔身上此时却有75英镑，还有几颗巧克力糖。为安全计，他向山里走去，藏在山谷中一片茂密的小森林里，打算挨过白天，等到夜里再扒火车东行。南非的白天炎热而漫长；小森林里杳无人迹，只有一只大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中盘旋，时而发出几声颇有威胁意味的鸣叫。丘吉尔饥渴难耐，却不敢冒险走出山谷。好不容易等到夜晚，他又回到铁路旁边，然而令他十分失望，当晚没有火车通过。在疲乏和饥渴的煎熬下，丘吉尔怀着侥幸心理，冒险朝远处闪烁的灯光走去。大约凌晨3时许，他走到了一座煤矿旁边。几经犹豫，他最后横下心来敲开了一处房屋的大门。好运气再次关照了丘吉尔，给他开门的人是这座煤矿的经理，名叫约翰·霍华德，是一位原籍英国、现已归化了的德兰士瓦市民。
　　霍华德把丘吉尔迎进屋里，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我是附近20英里以内唯一不会把你交给南非当局的一户人家。……我们会救你出去。”
　　经过一番安排，霍华德把丘吉尔带到煤矿的小院里，乘着升降机降到深达200英尺的井下，再由两位苏格兰矿工将他藏在一个废弃的采掘点上。丘吉尔在这里躲藏了好几天，他在寂静中靠读斯蒂文森的小说《拐骗》打发无聊的时光，却不知道外边关于他的消息已经闹翻了天。伦敦和南非各地的报纸都在连续捕风捉影地报道丘吉尔下落的消息：
　　“比勒陀利亚12月13日电——丘吉尔虽然巧妙逃脱监狱，但越过边境的可能性甚微。”
　　“比勒陀利亚12月14日电——据报道，丘吉尔已在边境之考玛提普特车站被捕。”
　　“洛伦索—马贵斯12月16日电——据称丘吉尔已在瓦特维尔伯文被捕。”
　　“伦敦12月16日电——关于温斯顿·丘吉尔自比勒陀利亚逃出一事，一般人认为，他早已再次被捕。果真如此，或已被枪决。”
　　经过漫长的等待，丘吉尔终于等来了脱困的时刻。霍华德已和荷兰人伯根纳商谈妥，将丘吉尔藏在装羊毛的车厢里偷运出境。12月18日深夜，丘吉尔装扮成搬运工人，被送到铁路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在那里躲上了羊毛车，在长达16个小时的运行中没有遇上任何麻烦。19日黄昏，火车抵达洛伦索—马斯贵火车站货场。丘吉尔趁着混乱走出了车站，远远跟在伯根纳身后，来到了当地的英国领事馆。
　　当看到迎风飘扬的英国蓝白红三色米字国旗时，丘吉尔禁不住心花怒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而领事馆内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却公事公办地对他说：“领事今天不能见你，如果有事你明天9点钟再来吧。”丘吉尔一听十分愤怒，大声叫喊着要立即见到领事本人。领事听到后下楼来看个究竟。当他们知道来人就是正被荷兰军警缉拿的丘吉尔时，立即予以盛情款待。并着手安排他尽快离开这里。当地的英国侨民听到丘吉尔抵达的消息，竟成群结队地手持武器来保护他。当晚10时，丘吉尔登上驶往德班的“印度纳”号海轮。
　　12月23日丘吉尔到达德班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圣詹姆斯报》1899年12月29日的报道说：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被人们高高地抬在肩头走下轮船，一伙热情的欢迎者驾着人力车将他从码头拉到市区，后面跟着大群大群的人，一面欢呼一面挥动手中的英国国旗。到达城防司令部时，爱国热潮再度迸发出来，人们一致请求丘吉尔先生发表演讲，他欣然从命……”
　　人们像欢迎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丘吉尔。港口悬挂着许多旗帜；军乐队在码头上鼓号齐鸣；欢迎的人群簇拥着他；海军大将、陆军将领以及当地市长都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甚至一封封向他祝贺、表示慰问的电报从英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雪片般飞来。
　　出现这种盛况有着十分现实的原因。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连续遭受失利，而且伤亡之惨重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在英布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黑暗的一周”。而丘吉尔历尽千难万险，在人们都已为他绝望时，竟奇迹般地安然逃回来，成为“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一线光明。英国报刊因此都抓住丘吉尔的历险大作文章。后来丘吉尔自己也认为，一些新闻报道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有些绘声绘色的细节甚至是报道者杜撰的。
　　由于丘吉尔的亲身经历，使他对英布战争有了更加深刻也更接触事物本质的认识。他在到达德班的当天，便给《晨邮报》发回一篇文章，含蓄地批评了英军的战略战术，而给予布尔人以相应的肯定。他写道：
　　“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3至5个正规士兵。唯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要不就得撤回这种乌合之众式的部队。……这里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需要25万人的部队。”最后，他以尖刻的口气质问道：“大敌当前，难道那些英国绅士们都猎狐作乐去了吗？为什么不多派一些轻骑兵来？为了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忠实殖民者和我们阵亡的兵士，我们必须坚决作战到底。”
　　丘吉尔的尖锐批评，在英国引起纷纷议论，尤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
　　但是，丘吉尔勇于坚持己见，而且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他后来写道：“我的幼稚意见却很快为事件所证实。1万皇家义勇骑兵与各兵种的绅士志愿军被派来援助这里的正规军。在决战之前，这里已集结了25万英军，相当于荷兰布尔军队的5倍。我因此可以用《圣经》上的话安慰自己：做一个穷而聪明的孩子而不做一个老而愚笨的国王……”
　　丘吉尔回到德班后，在布勒将军接见他时，他要求参加作战部队。因为在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出对英国殖民政策以及对英军高级将领的批评后，陆军部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活动的命令，所以丘吉尔的请求使布勒将军有些为难。但他后来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把丘吉尔编入在“开普殖民地”招慕而组建起来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助理副官，但是不领军饷，并可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丘吉尔随这个团连续参加了几次战斗。有一次他跟随部队袭击了敌人阵地，乘敌不备猛扑过去，歼灭了大半敌兵，还俘虏了30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丘吉尔为之十分得意，他对军旅生涯一直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感到“我们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十分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得异常充足”。他还给他的弟弟杰克在该团谋到一个军职；但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几个星期，杰克的腿就受了伤。丘吉尔把他送回德班时，恰巧碰上由他母亲倡议在美国集资装备起来的医疗船“缅因号”到达这里，他们的母亲也随船到达。杰克因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由于前段战争失利，布勒将军的总司令职务被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取代。丘吉尔要求从南非轻骑兵团离职转入罗伯茨的部队，但罗伯茨讨厌丘吉尔对此时已成为罗伯茨的参谋长的基奇纳将军的批评，使此事拖了许久才办成。虽然罗伯茨有意冷淡并明显与丘吉尔保持一定距离，却也并不过多地干涉丘吉尔对军事行动的采访，因此丘吉尔仍然给《晨邮报》发回了大量战地报道。
　　1900年2月27日，英军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经过激战，荷兰人开始败退。英军向北迅速推进。丘吉尔随同部队前进；当布尔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离约翰内斯堡时，丘吉尔已穿着平民服装，骑着自行车穿过这座城市。他还是最先攻入比勒陀利亚的英军部队中的一员。进城后，他特意跑到自己曾经被关押的地方去看看，他满意地发现那所国立师范学校上空已升起了英国国旗。此后，荷兰布尔人要求停战求和，战事结束了。于是丘吉尔从南非回到英国。
　　他回到伦敦之后不久，他母亲与一位和丘吉尔同龄，因而比她自己小20岁的苏格兰警卫部队的中尉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再次结婚了。男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门亲事，但丘吉尔兄弟认为这完全是母亲应充分享受的人生权利。丘吉尔亲自参加了母亲的婚礼。
　　此时，丘吉尔也在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原来在印度时，他认识并喜欢上了一位名叫帕梅拉·普洛登的姑娘。她是一位英国驻海德拉巴的官员的女儿，丘吉尔与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当丘吉尔在南非时，帕梅拉曾有一段时间经常给他写信，或许是由于戎马倥偬，丘吉尔复信很不及时。此时战事已毕，丘吉尔有了较为从容的时间，但不妙的是，帕梅拉有了另一位更热烈的求婚者。两年以后，她嫁给了利顿伯爵。
　　丘吉尔开始埋头写书。仍然像前两次一样，他以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为基础，再充实一些新材料加以编撰，很快就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书名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以及他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4个月中就发售了15000本。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的评论都强调他的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圣詹姆斯杂志》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以及此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1900年11月起，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演讲，又获得了与上笔数目大致相当的报酬。同年12月，他又到美国去进行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丘吉尔演讲的美国主办人为他作了大量宣传，说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但因为美国有一股“强烈亲布尔人的情绪”，加之组织者分成，他的收入比起英国几乎少了一半。在纽约，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他主持了一次演讲会，使他收到了美国之行的最高演讲报酬150英镑。1901年1月，他还到加拿大进行了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将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他有了10000英镑的财产。这是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财产，他已经说得上比较富裕了。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投资。他至少在近几年中不愁衣食，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并力图有较大成就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三　年轻大臣

　　丘吉尔在南非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不仅给他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使他成为当时英国名声极响的年轻作家，而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为他竞选获胜铺平了道路。1900年10月，丘吉尔当选为奥德姆地区的保守党议员。而仅仅在一年前，同样是在奥德姆地区，丘吉尔参加竞选却失败了。
　　1899年2月，丘吉尔尚未去南非之前，他收到了兰开夏郡奥德姆城保守党下院议员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的邀请信，建议他去该地参加议员补缺选举。丘吉尔欣然答应了。同年6月中旬，丘吉尔和为他筹集竞选资金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前往奥德姆，当即被确定为两名保守党候选人之一，他为此而感到责任沉重。他曾登上奥德姆城外的高山，满怀初涉政治运动的激情注视着这个城市：
　　“我看到，高耸林立的烟囱，面积巨大的工厂，布满山谷的一排排房舍，还有弥漫工厂上空的黑烟。此时一股强烈的责任心激励着我，请你们把我选入议会吧，我对自己说，如果有幸当选为这一伟大城市的代表，我将不分昼夜地工作，来维护它的各项利益，并为增进它的财富进行不懈的斗争。”
　　丘吉尔与地方工会领导人詹姆斯·莫德斯雷结为竞选搭档。人们认为这种贵族与工人结合的安排是一种使选票平衡的令人感动的做法，有助于争取竞选胜利。丘吉尔因此情绪极高，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自称是托利民主党人，但就连支持自由党的群众也踊跃出席倾听他的演讲。他后来回忆道：“我将决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大厅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一个接着一个的演说，一次接着一次的集会，一个晚上要举行三次甚至四次集会。我赶赴会场所乘马车的嘎嘎声响和迎面袭来的冷空气，与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热情奔放的会场气氛，不时地交替出现。”
　　尽管丘吉尔在竞选活动中如此地全身心地投入，但投票结果揭晓后，丘吉尔得票数为11477票，位居四位候选人中的第三；他和莫德斯雷都落选了。两位自由党候选人当选为议员。
　　1900年，索尔兹伯里首相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保守党人是试图利用英布战争期间英国国内甚嚣尘上的沙文主义狂热，在下院争取更大的多数。保守党人的口号是，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他们认为，占领了莱迪史密斯和比勒陀利亚并不意味战争的最后胜利，布尔人很有可能还会以游击战的方式卷土重来。约瑟夫·张伯伦在竞选演讲中说：“政府在议会中失掉的每一个席位，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
　　由于丘吉尔成为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在这次竞选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前当他刚刚逃离布尔人的牢笼时，甚至连奥德姆选区许多支持自由党的选民都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并表示在下次选举中“不管政局如何”都将投他的票。保守党人则充分利用他的历险大作文章，为他编写诗歌，谱写歌曲，由歌唱家在音乐厅里为他大唱赞歌。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不仅出资400英镑作为他的竞选经费，而且答应每年捐100英镑给当地的保守党组织。丘吉尔的母亲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竞选，还出面动员保守党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奥德姆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丘吉尔。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丘吉尔为保守党赢得了一个议席，当选为奥德姆选区的保守党议员。这一胜利令保守党人们欢欣鼓舞，但是保守党人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丘吉尔将是一位反叛的新议员。

１　反叛的新议员

　　从1901年2月起，丘吉尔开始在下院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他坐在下院后排议席过道的上方拐角处，紧挨着前排议员的后面；这是他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他在下院即将面临的第一次挑战，是新议员按照英国议会惯例要作的“处女演说”，是一位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重要环节。通常新议员的第一次演说是在他进入下院一个月以后才进行，但这位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诨号的新议员不愿等待，就在进入议会仅4天后即作了他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对这次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并尽力把演说内容全部背下来。好在演说的主题有关英布战争，情况是丘吉尔十分熟悉的，因而背下来并不十分困难。人们对这位政治上的新星表示了普遍关注，在他发表演说这天，下院里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挤满了听众。
　　丘吉尔的演说获得了成功，下院里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热情地鼓掌欢迎。但保守党高龄的领袖们却皱起了眉头，因为丘吉尔在演说中发表的看法与保守党主张把英布战争进行到底，严厉对待布尔人的反抗这一路线是相悖的。丘吉尔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并对布尔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他呼吁对投降条件规定得宽大一些。
　　曾为丘吉尔当选保守党议员出过力的约瑟夫·张伯伦此时可能顿生悔意，据说他听完了丘吉尔的演讲后，对邻座的议员耳语道：“议会的席位就这样白白扔掉了。”
　　丘吉尔在演说结束时很有技巧地把自己和他父亲联系起来，他说：“这里，如果不表达我十分感激之情，我将不会安然入座。感谢诸位善意而耐心地在下院听我讲话。我完全知道这种善意与耐心赐给我，并非出于我本人的原因，而是由于在座许多尊敬的议员先生至今仍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
　　对他父亲“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的主要还是丘吉尔自己。从丘吉尔的回忆录和许多关于他的评论、传记和回忆中，从丘吉尔的写作活动和政治经历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丘吉尔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一往无前地投身于政坛，除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之外，其先辈的政治业绩无疑是他从政的推进器和导航塔。祖先的荣耀，父亲的辉煌甚至于父亲的悲剧结局，无不对他的政治观念的形成，从政策略的运用，党派组织的选择以及行为方式的变换起着潜在的然而是巨大的影响。所以从一开始，丘吉尔就选择了保守党作为他攀登政治高峰的阶梯。在1880年保守党竞选失败、迪斯雷利被迫辞职之后，伦道夫·丘吉尔被认为是比任何人都更主张在这个国家恢复保守主义的人；而丘吉尔则从父亲那里“几乎毫不犹豫地”继承了这一政治策略。伦道夫勋爵创建了“樱草会”，而丘吉尔早在15岁时就成为该组织分支机构的成员；他的第一次正式的政治演说，就是在樱草会巴思分会的集会上发表的。至于与党的政策唱反调，以及在党内组织自己的小派别这些方面，丘吉尔的作为与其父亲如出一辙，其中有些此时已初露端倪，有些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而且，丘吉尔在叛逆时比他的父亲走得更远。
　　此后不久，丘吉尔又站到了保守党政府的对立面。鉴于英布战争中所暴露出的英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代表政府提出了改组英国军队的方案，准备按照欧洲大陆军队建制的模式组建6个军团，即把正规军由两个军团扩大为3个，再加上3个预备役军团。其中3个军团要做到随时可以根据需要派往海外作战。
　　丘吉尔坚决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扩军计划，因为这意味着军费开支将增加一倍，会加重国内人民的负担。他在议会辩论这一法案时发表了一篇十分精彩而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主张应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来考虑增加军费开支问题，并且应将陆军与海军之间的适当地位问题放在英国整体防御体系的战略思想的高度来衡量。他认为英国防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最强大的海军”。他在演说中还援引了当年他父亲担任财政大臣时所持的观点，即应以“置身于欧洲大陆冲突之外这一愿望”为基点来考虑军费开支问题。
　　评论者们认为，丘吉尔的演说不仅显示了他具有精深的军事知识，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军提案是对保守党人的一种独特的报复，因为保守党人当年将持相同观点的伦道夫勋爵推下了政治舞台。还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充军备和增加军费开支的观点是与他维护并加强英殖民帝国的立场相矛盾的。公正地说，这些说法是由于不能透过表象去真正理解丘吉尔，甚至是由于政治偏见而歪曲了丘吉尔。
　　丘吉尔与他父亲当年一样，在政见上与保守党越来越背道而驰，相距日远。他的政治态度越来越靠近自由党人。丘吉尔自己早在驻扎印度期间给母亲的信中就说过：“除了名义以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我的观点刺激了笨蛋虚伪的恐惧心理。但要不是为了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话——对此我是决不会同意的——我会以一名自由党人的身分进入议会的。实际上，托利民主党肯定会是一个我将置身于它的领导之下的标准的政党。”在这次扩充军队建制的争论中，甚至有一家自由党的报纸预测，这位大胆带头批评政府提案的年轻议员，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自由党的政府首相。
　　有关改组军队的法案在议会内外持续讨论了2年。在此期间，丘吉尔进行了大量活动，还把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说印成了小册子四下散发，最终使这一法案未获议会批准。丘吉尔的造反行动取得了胜利。
　　在这一过程中，丘吉尔逐渐与一些同意自己政治观点的年轻议员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小集团。漫画家们把这个小集团与当年伦道夫勋爵的“第四党”相提并论，这一类比的确是恰到好处。这个小集团由5名年轻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组成，其中最著名的成员休·塞西尔勋爵是首相索尔兹伯里的小儿子。人们对这个小集团的称呼“休里干斯”就是从他的名字引伸出来的。不久，这个小集团的名字就被传得走了样，被人们称作“胡里干”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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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里干”为英语“hooligan”的音译，意为“流氓、街头恶棍”。 p/1}>F|i  


　　“胡里干”成员在政治上极为活跃，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相继邀请两党政治领袖吃饭，和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经常在一起共同探讨政治问题。1902年4月，“胡里干”成员邀请“伟大的约瑟夫”共进午餐，约瑟夫·张伯伦欣然应命，并诙谐地说自己是“在一伙很坏的人当中用午餐的”。张伯伦在与他们告别时说：“你们，年轻的绅士们，像招待国王一样地招待了我。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像无价之宝一样的秘密——关税壁垒！这是将来，甚至是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实质。你们要好好地研究它，彻底地弄通并掌握它。要知道，你们不会为殷勤地招待了我而感到遗憾的。”
　　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了主张实行关税壁垒政策的演说，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张伯伦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杰出政治家，他已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各工业国家的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已经在工业领域以及世界经济市场中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地位，曾经给英国资本主义带来巨大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即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争不加干预的政策，将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形势发展和英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张伯伦提出按照德国和美国已经建立的关税壁垒模式，组成英国及其领地的关税同盟，阻挡其他工业国商品的渗入，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工业。而大不列颠帝国内部各邦之间的商品交易，则享受特惠税率。张伯伦的结论是，由此可能促使英国经济出现新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从长远看，张伯伦无疑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实施特惠税率将会直接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扬，使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同时，纺织行业和造船业从中将得不到任何实惠，只有与约瑟夫·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会从关税壁垒中明显受益。因此，张伯伦的主张甚至遭到了来自保守党内部的强烈反对，反倒使因英布战争产生分裂的自由党人重新团结了起来。
　　丘吉尔本来对财政和经济问题并不熟悉，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虚心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见解。他与父亲生前的好友、当时的财政部常务次官弗朗西斯·莫沃特爵士进行了磋商。莫沃特是伦道夫勋爵的主要财政顾问之一，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拥护者。他向丘吉尔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观点和有关此问题的知识，并将财政部的其他官员介绍给丘吉尔，为丘吉尔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权威性指导意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丘吉尔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调查和咨询，早在1902年4月张伯伦在午餐会上和“胡里干”成员打招呼之后就有意识地着手进行了。因此，他抢在张伯伦正式提出进行关税改革之前，于1902年10月就在自己的选区奥德姆城向选民们表示，他将坚定地维护自由贸易的原则。他说：
　　“保护贸易的含意是，全国人民一致赞成，通过征税，支付一定的款项，使某种贸易活动得以进行，……每一项贸易活动都将受到国家保护性援助的鼓励。……下院的会客室里挤满了游说者，我已预感到周围充满了一种腐败的气氛。……保护贸易原则从任何观点来看对棉纺织品贸易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完全可以理解经营农业的人会赞成贸易保护制度，但是我不能理解兰开夏人会支持普遍的贸易保护制度。”
　　在张伯伦演说之后，丘吉尔很快就作出了较为强烈的反应。他给索尔兹伯里引退后继任首相的阿瑟·巴尔弗写信说，如果首相不明确表示对张伯伦的谴责之意，那么“我必须重新考虑我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巴尔弗其实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拥护者，但是他不愿因为由此问题引起的分裂导致危及保守党政权稳定的结果，总想通过协调消除党内的政策分歧，所以他给了丘吉尔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不久，丘吉尔又写信给自由党领袖班纳曼爵士，建议自由党人与保守党内主张自由贸易的议员在下院保持策略上的协调一致。当时保守党内部主张自由贸易的成员成立了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由德文希尔公爵担任同盟主席。丘吉尔在给德文希尔的信中提出了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与自由党联合派共同重建自由党的设想，他写道：“自由党重新恢复它原有的力量和达到一致，这是大有希望的，我恳请你不要离开而使这项工作中断下来，我怀着崇高的敬意为此竭尽绵薄。”但是，丘吉尔的设想最终未能成为现实。由于自由党领袖相信舆论明显地倾向于自己一面，所以态度十分强硬，除非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在其他问题上也赞同自由党的政策，否则甚至连与他们达成某种协议也不情愿。此外，自由党人已同新成立的工党协议在选举中结为同盟，这样就排除了同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结盟的可能性，从而使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濒于瓦解。
　　丘吉尔现在意识到，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不能寄托于陷于分裂的保守党。此后事件的发展更加坚定了他脱离保守党的决心。1903年夏，保守党内阁由于在关税问题上出现的尖锐对立逐步导致了自己的垮台，巴尔弗首相为了缓解党内的对立和混乱，曾明确表示将不在本届议会中讨论财政问题。但张伯伦为了坚持自己的政见和维护自己的政治形象，遂于1903年9月9日致函巴尔弗，请求允许他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职务，以便首相将“政府的当前政策局限于主张我们在对外国的一切商务关系上的自由”。9月15日，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也提出辞呈。9月18日，报纸上同时公布了张伯伦先生和三位自由贸易主义大臣的辞职消息。于是，巴尔弗着手组建新内阁。新内阁维持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但在安排大臣职务时，巴尔弗根本没有考虑风头甚健的政治新星丘吉尔。因此，丘吉尔决心脱离保守党。
　　1903年12月，他在演讲中激烈抨击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意向自由党讨好。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同年12月，他写信支持在勒德洛进行补缺选举的自由党候选人。1905年1月，他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保守党员资格。同年3月，当他对关税改革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一大帮支持政府的保守党议员在首相的亲自带领下退出了议会大厅。但是，自由党议员们向他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鼓励，自由党内一位著名的激进分子戴维·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表示了更大的热情，两人自此后成为好友。5月末，他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到了反对党一边，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坐过的位子。
　　约瑟夫·张伯伦认为巴尔弗首相对待丘吉尔的态度是失策的。他说：“温斯顿是所有年轻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巴尔弗任凭他离开党是犯了一个错误。”不知道巴尔弗在对待丘吉尔的态度上有否上一代遗留下的积怨，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曾将伦道夫推下政治舞台的索尔兹伯里首相是巴尔弗的舅舅。只是丘吉尔父子的命运大不相同，父亲一蹶不振，郁郁而终；而儿子却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跳下了一条即将倾覆的破船，踏上了向上攀登的阶梯。
　　丘吉尔与保守党人脱离关系后，曾有6个选区建议他以自由贸易的独立拥护者身份作为该选区的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人，甚至在丘吉尔向奥德姆保守党人联合会提出辞呈时，该会负责人拒绝接受并向他许诺，只要议会存在，就让丘吉尔继续担任奥德姆的下院议员。然而这都未能使丘吉尔动心，因为丘吉尔知道，这些提议不失为政治上的一条出路，但不是一条能攫取更高职位与更大权力而往上爬的道路，他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
　　丘吉尔继续在议会内外不遗余力地攻击保守党。1904年5月16日他在曼彻斯特发表的演说中，揭露保守党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强大同盟”，“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她认为保守党的关税壁垒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他以极为生动的手法形象地将保守党与自由党的政策作了对比。他在讲台下先拿出一小块面包，向听众晃动着它说：“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时，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然后丘吉尔又拿出另一块大得多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啊！”1905年7月，他在政府的提议在表决中被击败后发表演说，对巴尔弗首相拒绝辞职猛烈抨击，说他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对首相的聪明才智十分敬佩，其品格像内政大臣一样崇高”。但巴尔弗拒不辞职，则“是对议会传统的藐视，将使英王的荣誉蒙受耻辱”。巴尔弗回敬道：“一般说来，我不希望把这种有预谋和粗暴的谩骂作风带到议会大厅中来；倘若事先经过谋划，那应当更文雅一些；倘若是非常粗鲁，则无疑明显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丘吉尔对政府拒绝辞职所表现的不耐烦使他平时保持的良好情绪受到了暂时的干扰。他似乎感到，他的人生因选择的事业未能取得积极的成就而已悄然逝去，年龄却已到了他父亲1895年去世时岁数的三分之二。据说他曾向熟人表示，他父亲只活了46岁，他担心自己也只能活这么久。或许是对岁月流逝的恐惧感，促使丘吉尔流露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情绪。
　　丘吉尔在许多方面与自由党人的政策保持了一致。除了反对扩大军队、反对关税壁垒、主张自由贸易而外，在反对不人道地对待南非矿区的中国劳工，反对在对外事务和帝国事务上花费太多，主张立法保障工会权益以及反对禁止进一步移民等问题上，都与自由党人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丘吉尔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撰写出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在撰写过程中，他得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慷慨帮助。约瑟夫·张伯伦、罗斯伯里这些政坛老将为他提供了许多与伦道夫勋爵来往书信的原件。为他提供书信、文件的还有地产主威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布伦特曾在日记中写道：
　　“他的举止风度及整个思维方式跟他父亲惊人地酷似。他才从马球场上回来，身体矮小粗壮，两眼炯炯有神，使我回忆起20年以前伦道夫的特殊形象，……他所具有的忠实品格使我十分感动，他仍然继续追随他父亲的事业及其争辩的问题。”
　　这部两卷本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于1906年1月2日公开发行。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也得到了评论界几乎一致的好评。《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避免了党派的偏见”，在对其父亲的怀念中显得很孝敬。鉴于丘吉尔卷入当时的政治纷争是如此之深，并与书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巴尔弗、张伯伦及其他一些保守党领导人的政治分歧是如此之大，他仍能比较客观而深刻地对现实政治进行剖析，不能不使人赞叹。历史学家A·F·彼拉德认为，“它所具有的扎实优点使人们抱有希望，丘吉尔先生比他杰出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父亲赋有更大的坚韧力”。这本书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之情。有评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２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巴尔弗尽量避免在党内激化矛盾，但张伯伦却对首相在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和行动上的延宕越来越不耐烦。在1905年11月14日的保守党纽卡斯尔年会上，张伯伦的政策主张在提交表决时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成。在这一形势鼓舞下，张伯伦向巴尔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企图通过选举来争取选民支持他的关税壁垒政策。巴尔弗没有接受张伯伦的要求，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了辞职的选择。他过高地估计了自由党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党的领导人只能组成一个少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是不会长命的。假若如此，需要他再次登台的话，他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然而巴尔弗这次打错了算盘。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很快在内部做好了协调工作，于1905年12月5日组成新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确定于1906年1月进行大选。巴尔弗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的10年统治。在下一个10年中，将都是由自由党政府统治国家；而自由党人（加上在联合政府中）任首相的时间则长达17年。
　　坎贝尔—班纳曼在组织内阁时，请丘吉尔出任财政部次官。这对一位年轻大臣来说，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年薪高达5000英镑，比其他部的次官要高得多，而且为今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地位。
　　但丘吉尔谢绝了这一任命，而要求改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地位较低的职务。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然而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丘吉尔不熟悉财政事务，对殖民地的情况则知之甚详。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额尔金对殖民地问题了解甚少，而且是上院议员。因此，丘吉尔可以全权代表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发言，为他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发表独立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较广阔的舞台。
　　按照制度，大臣及其次官都可以配备私人秘书。被任命为丘吉尔秘书的是埃迪·马什，一位与丘吉尔同龄的部内文官。马什自此时起一直跟着丘吉尔，从一个部换到另一个部，到1929年丘吉尔下野时止，他一直是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他博学多才，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还阅读并修改了丘吉尔所有著作的全部清样，为这些作品增添了文采。他们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马什1953年去世时才结束。
　　上任伊始，丘吉尔还来不及熟悉部内各项事务，就不得不面对1906年1月的全国大选。他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一直是保守党据点的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参加竞选。1905年末，他就带着马什住进了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米德兰特旅馆，在一连串的政治集会上发表了极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场面热闹，盛况空前。
　　丘吉尔在选举中还得到了当地犹太人团体的强有力支持。因为丘吉尔一贯同情和支持犹太人的事业，同情他们试图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上建立犹太民族中心的设想，因而博得了以曼彻斯特犹太人协会主席纳丹·拉斯基为首的全体犹太人的好感。
　　在演讲中，丘吉尔充分运用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演说技巧，在与政治对手的辩驳中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竞选对手威廉·乔因森—希克斯是一位强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关税改革问题上是个稳健派。他抓住丘吉尔由保守党人反叛为自由党人这一事实，指责丘吉尔的政治态度前后矛盾。丘吉尔简单而又巧妙地回答了他的诘难。丘吉尔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这个回答引起了听众的一片欢呼声和笑声。
　　丘吉尔还很注意争取保守党人的支持，因此他把自由贸易问题作为自己演说的经常性主题，强调这一问题是选举的关键问题。在许多场合他都曾这样说：
　　“在这次选举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在1906年人们赞成的是什么呢？是自由贸易（热烈鼓掌）。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遗忘。”
　　因此，丘吉尔得到了当地自由党贸易派的支持，在竞选的巨大天平上，为自己又加上了一颗份量很重的法码。投票结果揭晓后，丘吉尔以5639票当选，重新成为议员，只不过这次是自由党的议员罢了。自由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也大获全胜，获得401个议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大幅度下滑，仅为157席，遭到了惨重失败。在自由党方面，还没有一个人能宣称取得了比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胜利还要大的成就。倒霉的巴尔弗不得不靠在其他地方进行补缺选举的办法使自己得以重回下院。
　　1906年的选举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由工会代表委员会新近改组成的工党在大选中初战告捷，获得了29个议席，此外还有24个议席是作为自由党劳工代表当选的，这标志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丘吉尔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新特点。1906年10月，他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代表参政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赞成工人代表参加下院；但他又尽力试图将工人代表参政的组织形式纳入自由党的轨道。他反对进行暴力革命，在演讲中他警告说：“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的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他还认为，没有必要“参加关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在哲学概念上有何差别的辩论”，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党人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打比方说：“我们在给街道提供照明和安排供水时，是集体干的。但是，当事情涉及到向一位女人求爱时，就不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而女人也不会以集体的方式嫁给我们。”这个比喻倒是够鲜明生动的，但多少也有点不伦不类。这反映出丘吉尔的特点，他主要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而在理论上的修养则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曼德尔逊曾写道：“如果问起丘吉尔，根据他的观点，世界应该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需要改造，他准会陷入窘境，回答不上来……简而言之，丘吉尔没有世界观。他虽然没有深谋远虑的观点，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虽然没有明确的和系统的哲学观点，可他有某些观念……他是一个沽名钓誉和精力旺盛的人，也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成为事件的核心人物。”
　　也有人认为丘吉尔是故意地混淆两者的界限。他的好朋友保守党人F·E·史密斯曾在下院中提醒道：“社会主义者最好不要去欢迎丘吉尔的名字，因为归根结底他会在他们开始游泳时——如果他们会游泳的话，不过我对此却十分怀疑——偷走他们的衣服。”
　　大选结束后，丘吉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首创精神的大臣。他与他的顶头上司额尔金勋爵年龄相差悬殊，性格迥然各异，阅历和修养自然也有很大区别，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对此，额尔金勋爵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后来回忆道：“当我接受丘吉尔为我的副手时，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会是轻松的。”额尔金不得不耐心地听取丘吉尔关于各种问题的高谈阔论，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把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操在自己手里。他说：“我决心让他接触一切政务，但要对他有所控制。”
　　殖民地事务部有一位官员曾写道，丘吉尔时常“同额尔金勋爵呆在一起20分钟，或半个小时，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倾吐自己的看法，额尔金勋爵则几乎一言不发。直到最后，等丘吉尔说完，他才转过身来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不会那样做。’然后，不管你再说什么也别想使他改变主意”。还有一次，丘吉尔为他的上司准备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他在最后写道：“这是我的看法。”额尔金勋爵看后什么也没说，仅仅批上一句话：“但不是我的看法。”
　　总的说来，丘吉尔与额尔金勋爵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俩人平时相互来往总显得彬彬有礼，在处理重大政策问题上往往能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丘吉尔在他们合作将满一年时写信给额尔金勋爵，向他表示了自己对他的衷心感激之情，他写道：
　　“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感到非常幸运，在第一次参加一届政府之际，就遇到一位对人信任、宽大为怀的上司；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我从你的教诲和楷模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如果我在别的地方，或许我的一生依然是茫无所知。”
　　固然，丘吉尔从额尔金勋爵这位比自己年长20多岁的前印度总督那里学到了不少从政经验；但从另一角度看，丘吉尔在政治上的敏感和勇于任事的干劲和锐气，也给额尔金勋爵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帮助。这一点，在他们合作初期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出来。
　　他们俩接掌殖民地事务部后首先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南非问题。根据保守党政府与战败的布尔人于1902年5月31日签订的和约，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被并入大英殖民帝国的版图。但是否让其实行自治，在英国政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保守党人认为让布尔人实行自治的时机尚未成熟；而自由党人则认为不让其实行自治即意味着新的武装暴乱。
　　额尔金的保守党前任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曾草拟过一个带有折衷意味的德兰士瓦新法案，建议实行代议制的，但并不具有全权的责任制政府。是接受这一法案呢，还是另起炉灶重新拟订呢？额尔金主张对利特尔顿法案进行一些修改以使它能够适应自由党的政策需要。而丘吉尔却认为，折衷的方案可能会导致致命的错误。他在去曼彻斯特参加竞选运动之前，提出了一份态度坚决、观点明确而又颇具说服力的备忘录。他以自己一贯形象生动的文笔写道：
　　“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个有用的防御阵地，那就是皇家直辖的殖民地政府。……利特尔顿先生的方案似乎既不能确保长治，也不能保证久安。放弃了山顶的防线，必需要转移到另一道防线上去，停留在山谷的半山腰则是致命的。下一个防御阵地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还不可能拒绝在德兰士瓦建立一个由行政长官负责的代议制机构。”
　　这份备忘录是丘吉尔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所写的第一份重要国务文件，它给额尔金勋爵和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使殖民地事务大臣认识到，在南非自治问题上，还是同保守党的折衷政策彻底决裂为好。
　　1906年4月，在下院关于南非自治问题的辩论中，丘吉尔发表演说认为，与战败的敌手实行和解是保证英国对南非统治稳定的头等大事。他说：
　　“在下院，有关南非政治问题的各个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认为，南非的英国当局必须用两条腿站立着，那些持反对立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则操劳10年，使它用一条腿站立着。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如果要使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持久稳定，则必须长期取得荷兰人的合作。”
　　丘吉尔的这种政治策略思想是他的一贯思想。后来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一书中，又对此展开了更深入的论述，并为自己这一颇富机智的、具有辩证观点的政治策略思想感到颇为自得。他写道：
　　“不仅对南非应当这样。我认为，我们应当征服爱尔兰人，并且随后给他们自治；我们应当把德国人饿到待毙，然后再为他们提供粮食；并且我们在平息了英国大罢工之后，应当设法解决矿工们的困难。我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很少有人采纳这种意见。我有一次被邀请为法国纪念碑写一碑文。我写了这样几句话：‘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结果这碑文未被采用。错误在于，我们不少人往往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两手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因此，那些善于打胜仗的人却不会处理和平，而那些善于议和的人又不能打胜仗。若说我两者全会，那大概争论就会更大了。”
　　1906年7月31日，自由党政府公布了新提出的德兰士瓦法案，决定让布尔人的共和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这个由丘吉尔在下院提出的法案经过辩论获得通过，于1907年开始实施。
　　在此期间，华工问题一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劳工在南非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实，尤其是英国南非总督米尔纳勋爵允许以鞭打惩处华工的违法行径被揭露，在英国激起了一片谴责“华工奴隶制”的舆论热潮。但是，因为政府无权吊销已经颁发的许可证，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所能作的只不过是不准再行招募华工而已。大批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谴责米尔纳的动议，自由党领袖则从根本利害关系出发考虑要否定这项动议，并把这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本来因华工问题而感困扰、进退维谷的丘吉尔。像通常一样，丘吉尔预先作了精心准备，演说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但仍然是失败的。它引起了保守党人的愤怒；连国王都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在写给丘吉尔的亲戚伦敦德里夫人的信中说：“你这个亲戚的行为简直使人反感之极。”
　　1907年4、5月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各自治领政府总理参加的讨论殖民地问题的帝国会议。丘吉尔在会上应邀就帝国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说。
　　会后不久，丘吉尔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他途经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然后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还曾暂作停留，参加了一次猎捕犀牛的令人激动的危险经历。然后他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行进，继而乘汽船渡过维多利亚·尼亚萨湖进入乌干达。接下来是一段最艰难的徒步旅行，丘吉尔一行带着400多名当地民工，穿过丛林勘探把维多利亚湖与艾尔伯特湖连接起来的铁路线，最后到达尼罗河的源头，乘船到达喀士穆。1908年1月中旬，丘吉尔一行返回了英国。在此行中，丘吉尔连续为《滨海杂志》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非洲情况的文章。后来丘吉尔又依旧例对其增补编撰，以《我的非洲之行》为题，由霍德和斯托顿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开发非洲、在乌干达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的设想。
　　在处理繁杂的殖民地事务的同时，丘吉尔也未放弃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并进行着有关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1906年初，他在为厄普顿、辛克莱描写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工人生活的小说《丛林》所作的评论中说：
　　“这本书促使那些从未对社会基础进行过考虑的人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厂法、卫生法和劳工伤残补偿法所做的广泛而复杂的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这是议会成年累月费力搞出来的。”
　　同年10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提出：
　　“我认为，国家应该日益成为劳动力的后备雇主。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把铁路抓在自己手中，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运河来做一些事情。既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大厅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进步党，那么国家就必须更加认真地关注残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应该关心儿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劳动的最低标准，并随着生产力所可能允许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丘吉尔曾在非洲之行即将结束、返回英国途中，预定于1908年1月底在伯明翰发表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演说。为此他写信给商务部劳动统计局局长阿瑟·威尔逊·福克斯，向他请教关于运用德国在职业介绍、残疾保险等方面的经验上有何感想；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将德国体制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英国来，以便“在比较低水平的国家保险的基础上，加强现存的社会保险机构”。他想在伯明翰的演说中“提出建立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确立保险体制，以使人们不致因意外事故、患病或体弱以及竞争失败而丧失生计，这将是我演说的主题”。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1907年，他与海军元帅费希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使他有可能比较详细地了解正在改组中的海军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丘吉尔在国内事务和军事方面投入的精力都不会白花，因为，很快他就将在这两个方面施展才干了。

３　“克里昂和阿尔西巴德”

　　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建新内阁。阿斯奎斯拟请丘吉尔在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位置中选择一个。丘吉尔不好去取代他姑妈的丈夫、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的职务，因而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一职。但担任该职的是内阁中唯一的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他不愿意离开这一职位。最后，阿斯奎斯安排丘吉尔接替劳合—乔治担任商务大臣；而劳合—乔治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财政大臣之职。而且阿斯奎斯答应将商务大臣地位提高到内阁大臣这个等级。这样，丘吉尔就在1908年4月进入内阁，时年33岁，成为英国政府近50年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
　　根据1707年摄政法作出的一项令人讨厌的规定，丘吉尔在就任内阁大臣之前必须辞去下院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获选。他于4月中旬到达曼彻斯特，立即就投身于激烈的竞选中去。他面临的形势已与他两年前当选时大不一样。由于曾经支持他的大部分爱尔兰人转向了保守党；部分也因为保守党人的《曼彻斯特信使报》刊登的诬陷他在南非时是违誓逃跑的信起了不良影响，丘吉尔落选了。丘吉尔后来以诽谤罪对该报提起诉讼并胜诉，但对竞选来说已是无济于事了。
　　好在丘吉尔的个人声望极高。就在丘吉尔在曼彻斯特听到落选消息的几分钟内，他就收到了丹迪市发来的电报，当地的自由党组织邀请他前往该地进行补缺选举。
　　丹迪市是一个拥有两个议席的选区。由于上届两位议员中的一位自由党议员不久前被封为贵族，因而空出了一个席位。这里在传统上属于自由党的势力范围，当地的选民绝大部分是从事麻纺和造船等行业的劳工阶级，坚决拥护自由党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丘吉尔在此进行补缺选举是很有利的。但他甫遭失败，不敢掉以轻心，而是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说，机智地答复听众的诘问，并以一连串的妙语警句加强演说的效果，在听众中获得了普遍的热烈反响。有一次，他把自由党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进行了仔细比较，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他说：
　　“用具体的话来解释，社会主义团体是由一群意见不合的人所组成，在最近的几次竞选的决策委员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领导人观察人类的方式，是透过无数铁蓖子上的格眼和鸽棚的鸽子洞来进行的。他们对追随者说：
　　‘请投票吧！’”
　　紧接着他的演讲以更加尖刻的语调，清楚地表明了丘吉尔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贵族的顽固立场。他说：
　　“社会主义是要将富有者拉下来，自由党的政策则要使贫困者上升；社会主义主张毁灭个人利益，自由党则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并且要通过唯一可靠和公正的方式加以维护，这就是说，通过把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利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窒息进取心，而自由党的原则却要将进取心从特权与偏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丘吉尔的演说不断被拥护自由党的听众的欢呼声打断，当地的报纸报道说：“不管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听众都报以狂热的赞同。”投票的结果，丘吉尔以7079票当选为议员，比第二名候选人几乎高出近3000票。此时，丘吉尔可以心情愉快地去商务部上任了。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劳工部的大部职能此时均归商务部行使。贸易问题、运输问题、工业问题、劳工问题，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即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们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丘吉尔发现，自己为平息劳资纠纷耗时费力，疲于奔命，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政府对此局面缺乏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虽然1896年曾颁布过调解法令，但并未授予商务部以仲裁权，所以丘吉尔于1908年9月成立的公认调停人小组其实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丘吉尔决心用立法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
　　他在商务部负责制订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是有关“血汗劳动”的法案。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劳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的情况下，被某些工业或商业部门雇佣。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该法案很快被收入法令全书之中，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等四个行业。不久商务部即又被授权再制订若干法令，以扩大该法案所限定的行业范围，这些立法工作在其后几年中均陆续完成了。自此以后，工资协商会即成为处理英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着手对劳工职业介绍所问题进行处理。他担任商务大臣后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商务部劳工统计局提供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此后他接受了部里专家贝弗里奇的看法，认为成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是进一步处理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准备。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强制性保险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是由劳合—乔治于1908年8月前往德国考察后提出的思想。劳合—乔治回国后曾在北威尔士停留，丘吉尔去拜访过他。劳合—乔治即向丘吉尔就1909年的预算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作了详细的说明，使丘吉尔度过了“令我印象极深的二天时间”。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当皮鞋匠的叔叔家长大的劳合—乔治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问题颇有研究，能针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各种各样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丘吉尔曾回忆说，当他初次和劳合—乔治交往时，后者渊博的社会知识使他大为吃惊。丘吉尔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位朋友的知识和经验，根据劳合—乔治的设想拟出方案，首先对平均工资虽较高，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威胁的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行业的工人实行失业保险。丘吉尔的议案仅遭到极少数人的反对，1909年9月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1910年2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便开张了。继职业介绍所法和失业保险法之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运输、电力照明和保险公司等法案。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代表了自由党中主张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从自由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改革问题的；他们的政治战略思想是“预先想到工人阶级的要求”，以便让工人群众明白，他们能够比工党更多地为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他在对军队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上继承了父亲伦道夫勋爵的观念，因而在反对陆军预算的态度和策略上也与其父一脉相承。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他竟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首相阿斯奎斯曾对妻子抱怨说：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正隐晦地暗示辞职（这是废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立即将他俩撤掉”。后来，内阁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议，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其后不久即有情报说，除德国外，其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在这种情势下，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身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根据新情况，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尤其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权贵们的不安，并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但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团结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生机。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同年10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保守党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11月，他们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但是保守党的这一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自由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立宪准则和立宪传统的破坏，这将使自由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来争取选民们的支持。1909年12月，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并篡夺了下院的权利。紧接着，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但是，这一次却轮到自由党人犯错误地判断形势的过失了。本来，自由党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数来开展反对上院的斗争，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大选得到选民们的肯定，而选民们则判定自由党人失败。1910年2月9日的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2席，工党获40席。自由党在下院失去了多数地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生存。
　　丘吉尔在丹迪市的竞选中获得了成功。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党人。丘吉尔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持自己的论点，并能准确地抓住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为了保证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选民们不致于倒向保守党营垒，丘吉尔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身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丘吉尔竟然对英国贵族以及由英国的“伟大家族”的代表组成的上院大肆攻击，这种行为既是异乎寻常的，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尽管亲朋们与他疏远，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但丘吉尔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忧虑。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至为显著，因此他请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选举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

４　内政大臣

　　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开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息息相关。”有时内政大臣不得不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最后，内政大臣还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呈交国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尔任上才改由内政大臣经办。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即立刻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运动不断高涨，导致了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剧增，他们在牢房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由于丘吉尔作过布尔人的俘虏，使他对失去自由的人怀有同情心；同时，他也受到了要求对犯人实行较人道的待遇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亲自念规定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规定明确将对除惯犯以外的犯人的单独监禁限制在一个月时间之内。丘吉尔认为：“公众在对待犯罪和罪犯问题上怀有的心情和脾气，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他将这一指导思想化为改革的行动。在夏末向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议题，如：严格执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顿于1907年争取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规定的期限；对年轻犯人实施“惩戒性缓刑”而不是关押性缓刑；废除对负债者的判刑；实行对不同犯罪处以不同形式监禁的分类制度等。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丘吉尔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施；同时也扩充了内政大臣为进一步完善安全法规而发布各种规定的权力。这些措施，为国家干预建立了一种模式，并为以后的大量立法所反复采用。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尽管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其原制订者的意图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讲中曾充满自豪地说：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失业与疾病）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尽管丘吉尔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对时而发生的“劳工骚乱”，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时他也毫不手软，为此丘吉尔遭到了大量指责。1910年11月，南威尔士矿工为增加工资的要求遭资方拒绝而举行了大罢工。丘吉尔“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并以南部军区的军队为后盾，很快控制了局势。丘吉尔警告矿工联合会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会毫不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几乎与此同时，伦敦发生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游行请愿活动。面对约300名游行者，丘吉尔调动了大约1200名警察部队部署在议会周围；对试图冲破警戒线的妇女，警察们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此事引起了人们对丘吉尔很大的反感。
　　然而在当时造成更大影响的是所谓的“塞德奈街的杀戮”。1911年1月，一伙据信是东欧革命党人残余分子的人，抢劫了豪恩兹迪的一家珠宝店。他们在逃离现场时开枪打死了3名警察。后来警方在伦敦东区的塞德奈街上的一所房子中发现并包围了他们。丘吉尔在接到报告后，应要求派出了装备步枪的军队，并亲临现场指挥。后来甚至还拖来了大炮。就在丘吉尔观察这座被包围的楼房时，有人拍摄了他的照片。在激烈的枪战中，房子起了火，为了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丘吉尔同意了在场的高级警官的意见不准进行灭火行动。大火熄灭后在楼房中找出了两具尸体。事后丘吉尔在现场的照片被广泛刊载；新闻界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并对丘吉尔冷嘲热讽。伦敦的影院也上映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短纪录片。反对党抓住机会对丘吉尔大加批评。保守党领袖阿瑟·巴尔弗讽刺道：“我知道这位摄影师正在干什么，但这位可敬的绅士又在干什么呢？”国王也不赞成丘吉尔的行为，要求内阁大臣个人不得参与这种战斗。连丘吉尔的副手、内政部次官查尔斯·马斯特曼在事后也以不满的口吻问他：“温斯顿，你当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丘吉尔则不以为然地答道：“查理，不要想岔了，这是一种消遣。”
　　此后几个月中，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事件，丘吉尔仍然毫无顾忌地持强硬态度。他应利物浦市市长和警察局长之请，与陆军部联系向该市派出了两万多名士兵，帮助镇压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面对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丘吉尔通知各地方当局说：“原定的部队征用车辆需向民政当局申请的规定暂停执行”，军队现在被赋予了可以自行作出军运决定的权力。在此问题上态度与丘吉尔大相径庭的查尔斯·马斯特曼后来曾私下指责丘吉尔“得意洋洋地边看着英国地图边指挥部队向前运动……，他在这方面的错误令人吃惊。他经常发布残害生命的野蛮公告。”而丘吉尔则指出，马斯特曼身为内政部次官，他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却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是帮助另两名内阁成员，即约翰·伯恩斯和劳合—乔治去寻找协调与和解的条件和时机。罢工虽然经调解得以平息，但在此期间却造成了一些伤亡。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11年8月在下院对丘吉尔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内政大臣能够很好地了解在危机时期应当如何对待群众，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么回事，较好地使用他内政大臣所拥有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困难就会比近四五天来少得多。”但是丘吉尔的行动得到了国王和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国王在拍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关注着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事态的发展。他向首相提出忠告，力促对上院实行改革，以打破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内阁经过激烈辩论，决定采取限制上院否决权这一政策，即请求国王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增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这项政策得到了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人的广泛支持，对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致财政预算第二天转到上院时，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逝世，他的继承人乔治五世成为新国王。在这种情势下，两大政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就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在劳合—乔治的倡议下，两党在为全面改革而实行联合的目标下进行了令人注目的秘密协商。丘吉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保守党杰出的年轻律师F·E·史密斯是他的亲密朋友，所以首先由他代表劳合—乔治与保守党领袖进行了接触，并争取到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的支持。但因为保守党前任议会党团领袖奇尔斯顿勋爵担心此举会导致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领袖巴尔弗否定了劳合—乔治的倡议，宪政会议失败了。
　　内阁为了取得对上院实行改革的授权，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丘吉尔在竞选中再次应邀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他抓住保守党领袖巴尔弗为争取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的选票而答应推迟提出关税改革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攻击。
　　丘吉尔成了保守党人政治上的一块心病，保守党人力图将他挤出政治圈外。该党最杰出的演说家，未来的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甚至向丘吉尔提出了挑战，要求两人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规定竞选失败者只能留在议会之外。幸好丘吉尔未答应他；因为竞选结果出来后，丘吉尔在丹迪市再次当选，而博纳·劳则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遭到失败，由于没有君子协定的约束，他才有可能很快转移阵地重新获得一个席位，并于1911年接替了巴尔弗保守党领袖的位置。
　　大选结果与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选几乎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内阁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在以民众而不是以世袭贵族为基础所组成的一个第二院来代替现存的贵族院”；规定财政案为“公共关系法案”，必须由下院议长加以认证，议长的批准证明书是“完全具有最后决定性的”，不受任何法庭的质询，贵族院也不得加以修正或否决，一俟国王批准立即成为法律；规定财政案以外的议案上院可以搁延两年，但如果下院在第三年议会举行期间仍然通过该法案，则只须经国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1911年夏末，上项议案被上院大幅度修改后退回下院。阿斯奎斯首相认为已经有呈请国王增封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的必要了；国王勉强同意了首相的请求。消息传开，保守党贵族们立即分裂为两派，以兰兹道恩勋爵和克尔桑勋爵为首的“修篱派”，主张接受下院的议案以钳制新贵族的册封；而另以霍尔斯伯里伯爵为首的“掘壕派”则试图孤注一掷，迫使国王出面作最后的仲裁。最后，“修篱派”在上院以131票对114票的微弱多数使这项议案得以通过，终于结束了这场持续已久的宪政危机。
　　在国际关系中，英国此时也面临着一场危机。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驶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表明了德国不甘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扩张而亦欲分一杯羹的意向。威廉二世自称为“大西洋的海军统帅”，炫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公然表示了对法国和俄国的蔑视；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一半英国血统，他才对英国略示尊重。这说明英、法、俄与德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劳合—乔治7月21日在演说中警告德国不要把英国看得“仿佛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如果德国人挑起战争，英国定将战斗下去。丘吉尔不仅完全拥护劳合—乔治的观点，并且运用内政大臣的权力迅速行动起来。他与陆军部联系，说服他们派兵对存储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的、海军大炮用的无烟线状火药进行警戒。他频繁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与军方高级将领多次接触，花费了大量时间查询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了解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和英国备战工作的现状。他在广泛收集材料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就一旦德、奥与英、法、俄两方之间爆发战争时将发生的情况拟出一份颇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对将要发生的战事做了令人惊异的大胆预测。比如，他认为德国人将会在第20天跨过缪斯河，战争形势将在开战40天左右发生转折等等。他还忧心忡忡地提醒首相，海军部没有应付战争的适当计划，对发生任何突发性事变毫无准备，“他们目前几乎都在休假”。他得出了与德国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的明确结论。他将把对付这一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任何其他事情”。
　　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的态度令许多人、包括一些德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此前他俩在军费问题上是出了名的“主张节俭的人”。德国人甚至因为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爵未能看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态度变化而将其召回国。在为麦德尔尼赫伯爵饯行的晚宴上，丘吉尔对伯爵说，德国不应试图与英国进行海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阿斯奎斯将丘吉尔的备忘录印发给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即内阁的一些重要大臣和军方高级将领。1911年8月23日，帝国防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陆军部和海军部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会议同意了丘吉尔备忘录中关于战争主要将在法德两国陆军之间进行，战争一爆发，英国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意见。帝国防务委员会议还证实，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赴欧洲大陆与法国并肩作战这一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为此，首相阿斯奎斯决心更换海军大臣麦肯纳。1911年9月下旬，丘吉尔随首相一起到阿什菲尔德度假，阿斯奎斯邀请丘吉尔接替麦肯纳的海军大臣职务，丘吉尔立即同意了。本来陆军大臣霍尔丹亦有意于海军大臣一职，并试图将自己在陆军部创立作战参谋机构的作法搬到海军部再实践一次，但首相已和丘吉尔打过招呼，加之霍尔丹此前几个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的册封，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下院的席位，因而在与丘吉尔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首相认为：“大臣应该身处下院，海军部尤其不应倾心于照搬陆军部的一套。总的说来，我满意地看到，丘吉尔是合适的人选，况且他本人也愿意去。”事情就算是最后确定了。10月25日，如丘吉尔后来所说的那样，“麦肯纳先生和我以严格形式交换了各自的岗位”。

５　海军大臣

　　丘吉尔以一个工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他立即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在必要情况下发紧急警报。他极力造成一种临战气氛，促使部内各级人员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在他办公室写字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他经常乘坐皇家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地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跟随他一起来到海军部的私人秘书埃迪·马什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丘吉尔请资深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担任自己的非正式顾问；任命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务大臣，取代了年龄几乎大丘吉尔一倍、声望极高、思想却跟不上形势的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任命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务大臣，后来又令其取代布里奇曼爵士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又任命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40岁的海军少将戴维·贝蒂为自己的私人海军事务秘书。这些任命都是丘吉尔到任后几个星期内发布的。
　　1912年1月，丘吉尔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务大臣具体领导。丘吉尔还下令对参谋人员进行培训，并要求将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作为培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就是由作战参谋部提出来，而且在战争爆发后予以采用了的。比如，对德国实行的“远距离封锁政策”即是一例。
　　丘吉尔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与海军部的传统行政模式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较严重的矛盾。海军部不同于商务部，它的行政事务按惯例是由四位海务大臣协同海军大臣共同处理的，海务大臣们握有较大的实际行政权力。丘吉尔认为这种局面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而言是很糟糕的。他开始改变海务大臣们的职能，向他们发出强制性指令，要求他们服从海军大臣的权威。布里奇曼爵士就是不满于此并与丘吉尔发生争执而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丘吉尔坚持要他以健康原因辞职，而以更听话也更有能力的路易斯亲王作第一海务大臣，为此丘吉尔遭到了保守党人的抨击。但有时丘吉尔也不得不作些妥协。比如，海军中一些高级指挥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自己的长官深表不满。一次，挨了批评的诺尔基地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普尔爵士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丘吉尔提出要解除这位司令的指挥权，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以提出辞呈相要挟，丘吉尔被迫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丘吉尔的做法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却大受欢迎。他提高了已有半个世纪没变动过的士兵薪饷标准，修改了军纪条例中的某些处罚士兵的荒唐规定，并为士兵升迁为军官打开了一条尽管还十分狭窄的通道，规定优秀的士兵可以被任命为军官。海军的《舰队》月刊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约一年后曾撰文指出：“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在推动海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方面，他显然比他的前任麦肯纳做得要好，这一点是海军中从上到下都有目共睹的。丘吉尔一改过去“主张节俭”的旧形象，大力主张英国在与德国进行的海军军备竞赛中要压倒对方，因而提出了高额海军预算。1912年1月，德国想同英国就限制海军军备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这显然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手段；因为当英国政府的代表、陆军大臣霍尔丹到达柏林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国会宣布将大幅度增加德国的军费开支。这位被称为“凯撒”的威廉二世在讲话中宣称：“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他还说，德国人民“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的年轻人。
　　1912年2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演说。他宣称，英国人从儿童开始就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精神准备，英国从来都不缺海员。他强调指出：“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他特别提到海军对英德两国的不同意义：“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丘吉尔的演讲在德国和英国都引起了不满。威廉二世斥其为“狂妄自大”；英国内阁中则有人认为丘吉尔讲话太激烈，不慎重。但英国新闻界对这篇演讲却好评如潮。《泰晤士报》甚至认为丘吉尔的演讲“或许是……自1889年乔治·汉弥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1912年春，丘吉尔提出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兵力加强北海海域的防卫，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这项计划在实施时被大打折扣。丘吉尔还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为此他与法国海军部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由党的广大党员反对与法国结成任何联盟，因此他只能将会谈局限于互通情报而不相互承担义务。
　　丘吉尔在领导海军战备工作的过程中，充分注意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作用。他决定使用石油取代煤作军舰的燃料；在他的坚持下，内阁终于同意以200多万英镑购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效益十分显著的投资少、收益大的成功生意。他冒着风险决定将新型军舰上的主力火炮由13．5英寸口径改为15英寸口径，后来实践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正确性。他极力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在使用水上飞机和飞艇方面进行大胆试验，他甚至自己也学会了开飞机。
　　进行技术更新的昂贵投资使海军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丘吉尔在提出1913年的庞大海军预算时，不得不非常策略地建议英国与德国进行谈判以暂停海军军备竞赛。其实他心里早已认定英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德国人对此建议毫不理睬，因此丘吉尔能够在同年11月理直气壮地提出警告说，海军的1914年预算又将比上年更加庞大。担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与丘吉尔态度一致，但也认为海军部的预算是过于庞大了。他在伦敦《每日纪事报》于1914年元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暗示说，伦道夫勋爵宁愿辞职也不同意过分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丘吉尔微妙地反击道，他自己对“凡属此类性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内阁尚在考虑之中，就不接受报界的采访。”两个人的矛盾在逐步升级，似乎只有一方辞职才可能结束冲突。但劳合—乔治认为内阁不能少了丘吉尔这样杰出的人才，他甚至说，丘吉尔留在内阁里“值百万英镑”。于是，1914年1月，丘吉尔与劳合—乔治两人进行了被丘吉尔形容为“一场文雅却又要命的”谈判。后来他俩又与首相阿斯奎斯进行了三人会谈，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丘吉尔1914年的海军预算几乎被全盘接受，但他也被迫承诺在编制1915—1916年度预算时要紧缩开支。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建造战列舰的计划被完全通过。1914年3月，丘吉尔就海军预算问题在下院发表了被《每日电讯报》称为“篇幅最长，或许也是最有分量和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914年7月24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伦敦。第二天是星期六，丘吉尔正和家人在克鲁默度周末时，又听到消息说，塞尔维亚实际上已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要求。星期天晚上丘吉尔返回伦敦后，立即认可了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亲王已经作出的取消次日疏散舰队计划的决定。在其后的一周里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30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丘吉尔遂命令各舰队立即进入战斗岗位。此时内阁大多数成员正在为战争的前景忧心如焚，而丘吉尔却信心十足，精神振奋，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发生的每件事都在导致灾难和崩溃。我感到有趣、亢奋和快乐。难道造成这种状况还不可怕吗？采取种种防范措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乞求上帝宽恕我这种令人可怕的轻率情绪。然而为了和平，我将竭尽全力，没有什么能诱使我会不公正地去回击这种灾祸。”
　　丘吉尔向内阁提出了实行海军总动员的要求，但内阁未予通过。8月1日晚，丘吉尔收到“德国已对俄国宣战”的电讯，他立即到唐宁街10号对首相说，他准备先自行下达总动员令，然后再请内阁追认。第二天，内阁开会批准了这一决定。8月4日，内阁在得到德军已侵入比利时的消息时，决定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在当晚11时以前从比利时撤退；德国方面未予答复。晚上，丘吉尔在海军部，“与为数不多的海军将校们以及一班秘书人员，手中拿着笔，等待着”宣战时刻的到来。当大笨钟敲响11点时，海军部对德国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此刻，许多内阁大臣都满腹失望的情绪，显得忧心忡忡。而丘吉尔则完全两样，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和《上帝保佑英王》的国歌声中穿过近卫骑兵检阅场，再次去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情况。据两次看到他去拜访首相的人说：“他的表情并不沮丧，也不得意洋洋，毫不感到惊诧。他径直走了，就像一个人去从事一件极其习惯的工作一样”；他“面带笑容大步朝内阁那带双扇大门的房间走去”。
　　在宣战后的几周内，丘吉尔和他建立的海军部执行委员会每天上午开碰头会，对如何调动舰队，在各个海域中拦截德国巡洋舰和商船进行研究和部署。最初的战况令丘吉尔和海军部感到失望，拦截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和轻型巡洋舰“勃赖斯劳号”的行动，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指令混乱以及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判断失误而招致失败。此后情况有所改观。8月27日至28日，英国轻型舰艇部队在赫尔戈兰岛附近对德国舰队展开攻击，关键时刻英国的战列巡洋舰赶到，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结果使德国损失了3艘轻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其他几艘巡洋舰也受到重创，而英国海军的损失轻微。这一仗极大振奋了英军的士气，被欢呼为一次重大胜利。德国方面则严令海军指挥官今后应极力避免采取冒失行动。
　　德国人很快就有了报复的机会。9月22日，德国潜艇在荷兰沿海成功地用鱼雷击沉了英国的3艘老式装甲巡洋舰“克雷亚号”、“霍格号”和“阿布金尔号”，舰上人员有三分之二丧生，总数达一千四五百人。这类陈旧而缓慢的军舰在敌方潜艇容易到达的海域巡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一些英国军官甚至称其为“活钓饵中队”。丘吉尔在听到议论后立即警觉起来，在出事的几天前就下达了改变部署的指令，但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延误，未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与此同时，丘吉尔应法国人的请求，向敦刻尔克派出了海军陆战队。他征用了50辆伦敦的公共汽车把部队运往海滨，又把他们安全运过了英吉利海峡，并多次亲自到前线去视察。但战斗并没发生，人们看到的只是丘吉尔和他的部队在前线跑来跑去，因此戏称其为“敦刻尔克马戏团”或者“丘吉尔马戏团”。上述事件为丘吉尔招来了广泛的批评；但招致更多物议的还是此后不久发生的安特卫普事件。
　　当时德国人正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向前推进。8月20日，布鲁塞尔陷落。10月2日，伦敦得到消息说，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安特卫普，准备撤退到奥斯坦德。此刻阿斯奎斯首相正在外出途中。丘吉尔、外交大臣格雷和新任陆军大臣基奇纳经过商议后决定要求比利时政府坚守安特卫普。恰逢丘吉尔正要再次去敦刻尔克访问，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丘吉尔应在去法国期间到安特卫普转达上述意见，并了解该地的军事形势。
　　10月3日下午丘吉尔到达安特卫普，与比利时政府进行了商谈。比利时人同意在该地坚守10天左右，以等待协约国援军的到达。丘吉尔也当即命令敦刻尔克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先派两个旅来增援安特卫普。10月4日，丘吉尔致电阿斯奎斯，请求准予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并授予他在安特卫普的正式军事指挥权。基奇纳表示可以授予丘吉尔中将军衔；但首相认为这样做似乎太离谱，因而拒绝了这一考虑。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从前是一名骠骑兵中尉，如果接受他这个建议，他就有权指挥两名卓越的少将，更不要说准将、上校等军官了，可是海军只不过提供了很少几个旅的兵力。’内阁用笑声对这一想法表示欢迎，最后则任命中将亨利·罗林森爵士统率安特卫普的英国军队。”
　　丘吉尔遭到拒绝后再次提出请求，坚持要求留在安特卫普。他实际上已将该地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他任命海军情报处长奥利弗将军为他的秘书，帮他处理各种军务，并亲自冒着猛烈的炮火到各处视察。
　　但是，内阁要丘吉尔立即赶回伦敦履行自己的职务。10月6日，罗林森爵士抵达安特卫普，丘吉尔交出了指挥权，于当晚返回伦敦。就在丘吉尔走后刚刚几小时，比利时政府就决定放弃这座城市。比利时军队主力撤离阵地，向西南方向移动。在溃退中，英国的几个海军陆战队旅被打散，有大约2500人被德军俘虏。保守党人因此而对丘吉尔进行了猛烈抨击。实际上，丘吉尔在安特卫普的工作至少使该城的陷落推迟了5天，这对当时这一地区的战争局势发展至关重要。
　　10月底，英国社会上因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的日耳曼民族出身问题，掀起反对的浪潮。丘吉尔提议由精力充沛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勋爵接任这一职务。一些海军将领对此有异议，认为丘吉尔与费希尔不能长久地协调开展工作。海军上将韦斯特·威姆斯预言他俩“开始时会亲密无间，直到在某一问题上发生分歧为止，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谁应该是第一把手的问题。这时候，他们将开始耍弄阴谋、相互攻讦”。国王也认为由于费希尔年事已高，不再适宜担任此职，但由于丘吉尔的坚持，10月29日这项任命得到批准。
　　至少在开始两个月他俩合作得相当好。丘吉尔的刚毅果断、精力充沛与费希尔的经验丰富、老谋深算构成了恰到好处的互补，使海军部的工作富有成效。11月2日，英国南美舰队在智利的科罗内尔与德国的太平洋舰队发生的遭遇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克拉道克的旗舰被击沉，另一艘英舰“蒙默斯号”相继沉没，其余两艘英舰侥幸逃脱。克拉道克事先发给海军部要求将陈旧而缓慢的老式战列舰“卡诺帕斯号”放弃在福克兰群岛的电报，海军作战参谋部的负责人斯特迪未给予明确答复，否则这场悲剧或许可以避免。费希尔马上建议派两艘主力战列巡洋舰去南大西洋搜捕敌舰；同时建议将屡次贻误战机的斯特迪免职。丘吉尔认为应该给斯特迪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在将其免职的同时，派他担任这两艘主力战列巡洋舰的指挥官。结果，斯特迪的舰队在福克兰群岛对德国太平洋舰队的伏击战中大获全胜。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尼斯诺号”、“莱比锡号”和“纽伦堡号”等四艘军舰被击沉，只有“德累斯顿号”逃脱了；而斯特迪的舰队基本未受损失。1915年1月，英海军又一次取得胜利。由比蒂将军指挥的舰队在多格滩将德国装甲巡洋舰“布卢彻尔号”击沉，使另一艘德国战列巡洋舰遭到重创。这些胜利使海军部的威望大大恢复，连保守党的《晨邮报》也评论说：“皇家海军由于刚刚采取的自豪行动而可能又恢复到1914年的成就，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信心展望未来。”
　　在胜利的鼓舞下，丘吉尔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上提出了消除敌军入侵英国威胁的最好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了在北海封锁德国各海港出口和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马尔马拉海的通道，进攻新近加入德奥一方作战的土耳其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人取得联系这两种具体作战方案。1915年1月2日，伦敦收到了俄国陆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电报，请求英军对土耳其采取牵制行动以减轻对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压力。这样，达达尼尔方案就成为更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被提到战时委员会上。
　　1月13日，丘吉尔在战时委员会上就达达尼尔计划作了说明。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曾就此写道：
　　“战时委员会已整整开了一天会……，我料想，各位成员像我一样感到疲倦不堪……，然而这项计划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会场上整个气氛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忘记了疲劳。战时委员会热切希望，在西线的激烈厮杀中，前景会从阴暗转向光明，他们在地中海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海军中每一个人都满怀信心，开赴前线的时刻来到了，而迄今为止，他们所能获得的机会既少且遥远。”
　　战时委员会基本上同意了丘吉尔只用海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责成海军部“为2月份海军远征作好准备，攻袭与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其目标是君士坦丁堡”。丘吉尔领导海军部开展了积极的准备工作，但他逐渐感觉到了费希尔的异议和抱怨。为了减少阻力，他有意识地安排了自己和费希尔与首相进行会晤。首相在听取了费希尔的意见后说：“我是仲裁人，我听取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陈述，我也听了您的意见，现在我将作出我的决定……，进攻达达尼尔的事将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不仅阿斯奎斯的态度十分坚定，战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均表赞同，“基奇纳和格雷给予热烈的支持”，就连应邀出席会议的反对党领袖“A·J·巴尔弗也热情表示赞同”。
　　2月中旬，基奇纳同意派出正规的陆军第29师来加强远征军。
　　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各要塞的炮击于2月19日开始，并用战舰运送小股部队登陆，摧毁了海峡入口处的一些炮台。但由于健康不佳的地中海舰队司令S·H·卡尔顿指挥不力，行动极为迟缓。海军部很快以海军少将J·N·德罗贝克取代卡尔顿指挥这次行动。3月18日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进攻。英法军舰受阻于敌人的布雷区，有两艘英国战列舰和一艘法国战列舰因触雷而沉没。德罗贝克决定推迟行动，等着能与陆军发起联合进攻。但英国军队陆、海军之间互不协调的弱点此时充分暴露了出来。基奇纳此时认为西线可能需要某种难以预料的紧急支援，把原定加强远征军的第29师扣住不放。丘吉尔为此极为恼火，在战时委员会上提出强烈抗议。等到基奇纳终于同意放行第29师时，原来备用的运兵船队又已改派它用了，使该师直到4月中旬尚未开赴达达尼尔海峡。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延误，土耳其军队得以喘息并巩固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协约国联军于4月25日重新发起猛烈进攻，但很难取得进展且遭受了重大伤亡。局势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
　　这种局势使达达尼尔战役成为人们议论和批评的中心话题，也使费希尔的反对更为强烈。到了5月中旬，费希尔断然提出辞职。丘吉尔与费希尔合作关系的结束，是达达尼尔事件导致现任内阁政治危机的一个标志，被认为“是组成第一届联合政府的信号，这一切都预示着英国党派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前景”。当阿斯奎斯于15日得知费希尔辞职时，曾试图挽留他。费希尔拒绝与丘吉尔和解，并要求更新海军部班子。加上其他政治因素的促成，阿斯奎斯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在与保守党领袖进行协商之后，阿斯奎斯解除了丘吉尔的海军大臣职务，而让其担任在内阁中地位较低的不管部大臣。如劳合—乔治曾经指出的，这个职位“……一般留给新进内阁的阁员，或者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的秘书马什认为，“就工作而言，不管部当然是一出滑稽戏”。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夫人则“害怕温斯顿无所事事会感到十分悲伤”，她曾写道：“那是对他多么可怕的伤害和肢解，把他从那里（海军部）的工作岗位上调离，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丘吉尔自己的体会则更为深刻，他后来写道：
　　“我了解每一件事情，但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活像一只从深水中捕捞出来的海兽，或者像一个突然浮出水面的潜水员，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破裂的危险。”
　　此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第一届联合政府专门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机构臃肿、人员冗多，意见难以统一；加上前线指挥官的延误，使战事毫无进展。拖到10月下旬，内阁最终作出了英军撤出加利波利的决定。阿斯奎斯决定将达达尼尔委员会改为作战委员会，精简人员，负责监督一般的作战行动。丘吉尔未被包括在作战委员会之中，于是他给首相写信说，他不愿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而“应无保留地听从军事当局的安排，我注意到，我的团是在法国”。11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辞职演说，其中他特别明确指出：
　　“我在海军部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行动、舰队的重新分派计划、船只的调动和作战计划，不是征得了海军第一海务大臣同意的，而且记录在案。”
　　《泰晤士报》称这次辞职演讲为“一次不容置疑的议会胜利”。《曼彻斯特卫报》则称他的辞职为“公众一次重大的不幸”，为之而深表惋惜。这些公众舆论反应对丘吉尔多少是一种安慰，但并不能彻底抹平党派斗争中的政治打击在他心灵中留下的伤痕。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在战争中一心扑在海军部的工作上，把党派之争放在了一边。他的老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1915年丘吉尔垮台是因为他过于自信和太不谨慎。他既不拢络自由党人，又不同保守党人和解。”以致于阿斯奎斯在考虑组织联合政府时，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声明，如果丘吉尔不离开海军部，保守党就拒绝支持政府。而丘吉尔却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曾提议吸收保守党人组织联合政府；在战争中他毫无保留地与保守党朋友一起坦率地讨论战时政策；甚至在他离职时，还推荐保守党领袖巴尔弗继任海军大臣。相形之下，丘吉尔比那些囿于党派之争的政治家们要高尚得多。当他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在政治圈外时，他心中的愤懑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或许，他即将作为普通军人远征法国的悲壮选择，就是他以具体行动对那些擅长于运用政治手腕进行党派之争的两党政治家们所作的无声的抗议。

６　婚姻与家庭

　　在丘吉尔生命历程的这一阶段，虽然他饱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但在婚姻与家庭生活方面却颇感美满如意，使他在涉足风云变幻的政治领域时，有一个稳定的可以依托的后方。
　　由于丘吉尔孤僻内向的性格和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他在很长时间内极少与女性交往。除了那位帕梅拉·普洛登之外，丘吉尔只与一位出身于船主家庭的姑娘默里尔·威尔逊和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演员埃塞尔·巴里莫尔有过短暂的接触，但都未形成更亲密的关系。正当他的朋友们以为他会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1908年8月15日的报纸上却登载了丘吉尔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尔小姐订婚的消息。
　　克莱门蒂娜的父亲亨利·霍齐尔爵士是一位军事作家和战地记者，于1907年去世了。她的母亲布兰奇·霍齐尔夫人是艾尔利伯爵的后代，出身于著名的贵族家庭。虽然克莱门蒂娜一家生活较清贫，但仍使孩子们受到较好的教养。克莱门蒂娜是长女，她聪明、美丽、有知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阿斯奎斯首相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曾说她长着“第一流标致的脸蛋”，“很有姿色，无暇可击”。报纸上也曾描述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可爱的肤色，满头乌发在额头中间分开，柔顺舒软地披在两边”。丘吉尔很喜欢克莱门蒂娜，并以自己的勇敢赢得了克莱门蒂娜的爱慕。1908年夏天，丘吉尔和表兄弗雷迪·格斯特上尉正住在拉特兰的一家出租公寓里。一天深夜，公寓起了火，丘吉尔在救火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不仅担负了指挥职责，还冒险冲入火海抢救财物。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奇迹般地从房中逃出，在他双手抱着两个半身雕像跑出来的一刹那，屋顶坍了下来，如果再晚一秒钟，他就会葬身在瓦砾堆中。”克莱门蒂娜知道此事后关切地致电慰问丘吉尔。丘吉尔回电说：“大火是非常有趣的，我们都充分地享受到它的乐趣。”此后不久，丘吉尔邀请克莱门蒂娜到布伦海姆宫作客。在一次散步中突遇阵雨，他俩避雨到了宫殿旁的一座教堂中，丘吉尔在此向克莱门蒂娜提出求婚，克莱门蒂娜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婚礼于9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由圣阿萨弗主教A·G·爱德华兹博士和曼彻斯特教长J·E·C·韦尔顿主持。通常，内阁大臣的婚礼是难得一遇的。但碰巧的是，丘吉尔是在12个月内现任内阁成员中继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和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之后的第三位结婚者。大约有1400人应邀出席了婚礼。丘吉尔夫妇收到了大量的结婚礼物，其中包括国王赠送的、带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镶金马六甲手杖。劳合—乔治作证婚人，塞西尔勋爵作男傧相，婚礼进行得热烈、隆重；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婚礼之后，新婚夫妇乘火车回到布伦海姆度蜜月，然后他们还到瑞士和意大利去蜜月旅行。在这段时间里，克莱门蒂娜发现，丘吉尔几乎一刻也没丢下他十分热衷的政治。丘吉尔在教堂的祈祷室里与劳合—乔治谈政治；在布伦海姆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一书；在旅游途中还多次写信给内政部的同事，下达处理各种问题的指示和建议。
　　婚后最初几个月，他们住在博尔顿大街的一座小房子里。1909年初，他们在埃克利斯顿广场33号租了一幢房子。在这里，克莱门蒂娜于1909年7月生下了长女黛安娜。1911年5月生下了儿子伦道夫。1913年4月，丘吉尔一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1915年6月，丘吉尔一家又搬到了皮卡迪利广场的阿林顿大街22号。到丘吉尔出发去法国前线时，他们一家则住在克伦威尔路41号。
　　尽管有人认为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的婚姻不十分般配，但丘吉尔却对自己的妻子极为满意。他们俩终生相亲相爱，生活美满，这在英国政治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克莱门蒂娜性格外柔内刚，既有良好的教养，又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在她的精心布置和安排下，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装饰得优雅精致。尤为难得的是，克莱门蒂娜在政治上也是丘吉尔的好帮手。她能够为丘吉尔出谋划策，提出好的建议，使丘吉尔避免因冲动或草率而采取不明智的行动。在丘吉尔参加竞选时，克莱门蒂娜不畏辛苦、不避危险地伴随着他；有时也在集会上为争取使他竞选获胜发表演说。丘吉尔反对妇女参政，赞同北爱尔兰自治，为此在竞选中多次遭到反对派群众的袭扰。有时只是因为克莱门蒂娜紧紧相随，才使丘吉尔得以免受更严重的冲击。在丘吉尔初掌海军部时，出于对新技术的爱好，也出于自身的冒险天性，丘吉尔自己学会了开飞机。由于克莱门蒂娜的多次要求，丘吉尔才最终答应放弃这一危险的爱好。在丘吉尔被免除海军大臣职务时，克莱门蒂娜直接给阿斯奎斯首相写信，信中为丘吉尔大声疾呼：
　　“在你和那些曾与温斯顿共事的人眼里，他可能有种种过错，但恕我冒昧，他具有你的现任或未来内阁阁员中很少具有的那种高尚品质——对德国战斗的坚强有力、富于想象和坚定不移。”
　　就在丘吉尔决定辞职，准备远赴法国前线参战的重大关头，多数人都显得情绪忧伤，唯有克莱门蒂娜镇定自若，以她的坚强支撑着丘吉尔。
　　在与丘吉尔共同生活的岁月中，克莱门蒂娜对自己的丈夫有了最深切、最彻底的了解，她对丘吉尔坚定的信念、坚毅的性格以及杰出的才能都抱有极大的信心，这是她能够保持镇定的根本原因。此时，克莱门蒂娜不仅在默默地祈祷，祝愿丈夫能经历战火平安归来，她也希望丈夫能在政治上早日东山再起。因为她知道，在丘吉尔看来，只有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英国人民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才是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四　东山再起

　　1915年11月18日，丘吉尔身着少校军服，踏上了前往驻扎在法国圣·奥莫尔的自己所属团队的征程。他再不能像任海军大臣时外出巡视那样派头十足地旅行，而是乘坐一艘挤满了假满归队的官兵的定期航班横渡英吉利海峡。使他意外而深感满意的是，到岸后他发现驻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派自己的小汽车在专候他。弗伦奇把丘吉尔接到位于圣·奥莫尔附近的布伦迪克城堡的司令部里，设宴款待了他。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们几乎是单独在一起进餐，并以同等的地位对战争形势作了长谈，仿佛我还是海军大臣。”
　　弗伦奇建议丘吉尔指挥一个旅，丘吉尔准备答应下来。但他提出先到基层去见习一段时间，以熟悉陆军战斗的特点。于是，丘吉尔被安排到刚调到默维勒前线布防的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中去见习。到部队后，丘吉尔发现官兵们对他比较冷淡。营长乔治·杰弗里斯中校对他说：“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你到我们这个营来，这件事根本没有同我们商量过。”由于丘吉尔不摆大人物架子，反而处处小心谨慎，努力搞好与同事或下级官兵们的关系，逐渐使人们改变了态度。他还要求下连队亲自体验堑壕生活，以便丰富自己的步兵作战经验。尽管这样十分艰苦甚至非常危险，丘吉尔也非常乐意去。有一次，他接到命令要他去见军长。他步行了5公里十分泥泞的道路来到约定地点，但接他的汽车没有来。当他怀着一肚子怨怒情绪回他的掩蔽部时，才发现这件令人不快的事竟使他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他所住的掩蔽部已经被德军炮火全部摧毁。到了12月中旬，丘吉尔完成了见习任务，回到弗伦奇的司令部。弗伦奇预定安排他指挥第19师的一个旅；但这项任命未等批准就被取消了。因为弗伦奇在回伦敦时向阿斯奎斯首相提及了这项任命，首相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此后不久，弗伦奇的驻法英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被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取代。黑格不主张对丘吉尔予以特殊照顾，他认为，在丘吉尔“显示出他能以营级指挥官的身份负起指挥战斗的职责之前，就不能任命为旅长”。于是丘吉尔被任命为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