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与改变   俄亚-俄碧-泸沽湖

（这是我随同事刘老师参与OFS我们的自由天空助学组织走访木里俄亚助学点的随行记录第六篇，进行了很多不连贯的自我提问与解答，这些问题我尚未有满意答案，恐怕也不是这十天的旅程可以思索清楚的，甚至，之后我增加了新的疑问与迷惑，但我想，这是好事）

孩子在刘老师身边越围越多，初入俄亚村中心校，此行其余志愿者立马成了刘老师的明星后援团，有摄影的有拍照的还有站人场貌似保镖的。

（刘老师被学生簇拥图：从小到大，除非你晕倒在天安门广场，估计不会有这么多人围着你）

作为曾经支教半年的志愿者，刘老师自从过了树坝村的悬崖险路后，就陷入一种近乡心怯的状态，孩子们也是，笑着，说着，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做。这种状态虽有减缓，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延续着，直到告别的时刻。木里之行虽有10天之久，但能分摊在俄亚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我们因为车抛锚的原因，还比原计划多待了一天半。

俄亚三天半的时间，细想起来还是发生了很多事，特别是对于外乡人来说，每一个细节都完全新鲜。但三天半也可以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即便人生短暂，三天半的时间也是太短暂了，即便未来未知，但我们大多数人将不会再回到这里。

刘老师提醒所有参与走访、回访、发放助学金的志愿者，不允许与孩子们建立太过密切的个人关系，这是一条很专业的规定，也提醒我几乎已经遗忘的大学社会工作课程，即便是长期的社区项目，也存在一个社区身份与情感脱离的过程。

（木里走访的团员们都有专业态度与热忱精神）

完全的脱离是不太可能的，就像告别时孩子们写在车厢上的话，就像我们刚刚回到城市，会呆呆的浏览此行的照片，会像我这样留下上万字的记录，会像刘老师那样，认真的考虑公益助学的意义到底何在。

（告别时，孩子们把跟刘老师说的话，悄悄写在车上）

由于上学时候耽于纯理论兴趣，我会觉得社会工作老师讲述的那些内容太过煞有其事，而城市里同质化的工作更让我将这些内容逐渐淡忘，直到三四年前我来到万里苗疆地区工作，直到我相信之后的时日会不断走入甚至融入这些异质性的社区，我才发觉这些学术思考的价值。

从数据来看，随着OFS的助学项目进入，俄亚小学的中学升学率上升了一倍，辍学率也有降低。前面提到过，城市里过剩的教育确实会出现“傻不过博士”，但在任何一个乡村里，你都可以看到有学识的人所拥有的特殊的气质与社会地位。新一代的村书记、村组长，大多是有初中、高中学历的文化人。

（小时髦风格的村组书记，高中毕业，爱笑的家里有农场的汉子，希望三个女儿都能念高中上大学）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助学增加了这个社区的人力资源、扩展了未来的可能性，俄亚历史进程中将更有可能出现黑天鹅。但是，同样从统计学上看，如果教育增进了个体的自由，那么，这很可能会增加远离乡村的社会流动。社区的精英与准精英会不会加速离开呢？

刘老师个人还有一个诉求，那就是尽量让女孩子能上初中，因为小学后辍学的女孩子很可能马上就被定亲，结婚生子，这会让她们很难脱离父辈的生活轨迹（有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就因为家里要定亲的缘故，主动辍学外出打工了）。但是，这样的轨迹难道不是她们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吗？

（一个纳西族姑娘的本地生活轨迹，或者上学，或者早早嫁人）

最后，支教对社区真的是一种完全的积极因素吗？当学生们如此热烈的围绕在刘老师身边时，支教老师相比本地老师，是代表着更好的教育品质还是更有趣的生活愿景呢？扎西老师第二天微笑着说，孩子们自第一天见到刘老师回来，上课都已经心神不宁，还是要尽快安排见面和走访工作，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单纯可爱的事情。

对于每一个愿意认真生活的人，这些问题都值得反复去考虑。当我们面临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改变时，我们对每一个抉择都值得反复追问，诚然，我们又在时时刻刻的做出抉择。

抉择，改变与不被改变，在个体成长与整个世界中不断纠缠。

我们被各种力量所左右，个体无法撼动与改变的趋势性影响、社会化在我们骨髓中的传统性影响以及基于个人好恶的个体化影响。即便不去关注这些各个层面上的力量，我们的生命里也充满了改变，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或者对改变见多不怪，或者热情的拥抱改变。

而当我们面对“弱势”一方的时候，改变，忽然成了问题。

（纳西族学龄前儿童，没有校服之前他们永远是这样的扮相，你希望改变他们吗？）

我们既然跨越千万里的距离相遇接触了，就必然会发生改变。其实，在热爱公益、乡村、自由生活的这一批人当中，“改变”一直是个关键词，公益改变命运，这随口可以说出来，但谈到“改变”时，他们又往往畏惧或拒斥这个概念，希望一切继续它原来的样子与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用于改变自己、改变那些道路上的阻碍与疑难，而当我们面对“弱者”时，改变，就夹杂了羞怯与纠结。

一切真的可以不改变吗？还是一切发生了改变所以他们可以不改变？所以，其实他们原来是要改变的？

发助学金那天早上，我们正在收拾摆放桌椅和资料，回头一看，已经有十多位家长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站在旁边，脸上带着羞涩而虔诚的微笑。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态度面对过任何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任何人要以这样的态度面对我。

（蜿蜒的领取助学金的队伍）

那个住在苏达村山顶上、憨厚的、家里有牧场的汉子，他的笑声记忆犹新，“他说把家里的牦牛都卖了也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年轻的村组长一边翻译一边笑，汉子笑了，大家都笑了，我忽然觉得自己并非一个助学志愿者，而是一个检查工作的乡干部。

问题太多了，即便是这些依旧清晰鲜活的影像，仍旧在我内心里不断激起追问。十天的木里助学之行，我是没有资格去向谁发问的，我在问自己，也没有可以接受的答案：在我惯常的世界里，我不喜欢所谓公益的主题，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巨大的财富又集中在政府手中，任何衣食住行学的问题，就应该由政府去解决，并得到很好的解决。公益于我来说是一种情感体验而已，在很多场合我旗帜鲜明的支持应该向参与公益的人收费，更具体以OFS来说，500元的支出，就可以让你享受到如此丰富的情感体验，这些钱可能还不够你在城市里满足舌尖的一点无聊的欲望。

但是，当我在木里、俄亚以及那无尽群山环抱中、那破败得犹如隔世的厅堂里，我又希望自己可以多做一些，我觉得除了去结对一个孩子我实在没有其他可以让我释怀的做法，我们真的有一天会来开发这里的手工织物吗，让那些站在门口做线的不通汉话的妇女，有一天凭借自己的双手为家庭做出贡献？这或许值得期待，但此时，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还是显现出它的直接性优势。

（孙老师、高老师、扎西老师）

我默默的喜欢这几个被我称作“大村里的年轻人”的老师，当孙老师第一天笑着跑来接我们的时候，当扎西老师诉说他严厉批评用文具换玩具的孩子的时候，当高老师在自己住过的宿舍里鼓励同学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一种精神力量。我知道他们对于乡村教师的前程是各有考虑的，我也知道对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乡村教师是最好或最不坏的选择，这都没有本质的差异，当我们膜拜刘老师的支教伟业，我们该用什么来面对他们呢？刘老师担心支教会成为一种“干扰因素”也是从这些方面考虑吧。有这样的思考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思考出来的好事，只有发生之后尽量让它做成好事的事情。

在有选择的地方，才会有纠结吧，在没有选择或者期望选择的地方，道路只有一条，就像那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进大村之路。可以慰藉自己的是，可以或左或右、纠结改变的，是生命，只能一个方向改变的，是死亡。

（瓜姆，那个我想参与“改变”的孩子）

我们离开俄亚，经泸沽湖回成都，在泸沽湖边遇到一个努力塑造自己高逼格的客栈老板，聊了两句，发现他自己也是一个助学项目的发起人，不过，两次要聊点什么的努力，都被意外的事情与话题隔开了，第二天，我们告别，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其实，那些思考或致力于改变的人，未必是一群人，他们也不会再相遇。

（泸沽湖边的春华，美丽不需要提问）

关于我们：我们的自由天空（OFS），民间乡村教育公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