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源-俄亚-屋脚
进木里,经过盐源县的一个镇,车队停下来给我这个胃炎患者找粥,别人都下了车,只有我软在座位上发呆,不过,当我看到迎面而来的彝族女人以及她们那巨大的头饰之后,突然来了精神。
根据并非严密但有诸多名家背书的中国民族史,苗族与彝族有不浅的渊源,蚩尤率领苗蛮部落经长江流域北上山东,与少昊领导的东夷部落结盟,双双败于黄帝部落后,部分族人南迁,演化成现代的苗族与彝族。特别是现代苗族三大体系中的西部苗族,在黔西、滇北、川西一带以彝族混居,相互影响颇深。木里也有苗族自治乡,但不在此次行程路线上。
(一天时间,折线穿行,从右边木里县城到达左边的俄亚,似乎也是民族的迁徙与混居的历史浏览)
彝族的日常服饰包括了长裙与如草帽般大小的头饰,不像我常见的中部苗族那样的利落短打扮,这种略显夸张的日常装扮会让我产生莫名的感动与兴奋。
作为一个将热爱与职业都与民族联接的人,我对于民族文化元素的心态略显矛盾,一方面,我很担心民族传统的流失会让自己的事业成为无本之木,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包括很多文化的热爱者,都没有权利让别人去保持或传承什么,即便是“过上好日子”都不算一个完全充分的理由。我只能谨慎的说,手艺,就像教育一样,给了他们未来的可能性。
转念一想,我和我身边的大部分人,不恰是在一个日益自由与丰裕的时代才体验到文化的内蕴,甚至以文化为职业吗?无论是一个城市里不甘于无趣生活的人,还是一个乡村里不甘于贫困生活的人,我们都不过是受益于这个时代而已。
(俄亚土司的城堡,曾经是神秘禁地,推翻又重建,现在是俄亚中心校规划中的初中部)
那么,在没有这样生活可能性的过去,人们是因为什么而传扬着文化呢?如《河图洛书》所记载,苗族甚至都已经完全忘却了刺绣图案的指示与意味,却千百年固守着中国民族上古文明所崇拜的天极神与苍龙、朱雀,仅仅是因为生活封闭吗?抑或,纳西族所保留的母系生活方式,仅仅是因为大家庭更容易面对贫瘠环境的压力?
(纳西家庭的火塘,社交与居家的核心,家庭成员都睡在周围的木炕上)
天极神(即北斗星)信仰自秦汉以后已经式微,纳西族的社会组织即便与当代的伙伴制男女关系有暗合之处,恐怕也难免先面临崩塌的境况。就像我一位同学、黔东南走出来的侗族精英半玩笑半真诚的话语:“我们少数民族就是喜欢高楼大厦、玻璃幕墙、自动扶梯、抽水马桶!”
在当代,任何脱离当代语境的话语,都逃脱不了自说自话与一厢情愿。在多风、干燥、缺水、无电的俄碧村,除了膜拜刘老师的支教履历外,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其实绝少城市人可以真的在这里久居,更不要提做什么、改变什么了。当我们感叹俄亚大村孤悬在世界之外时,除了修路,我们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有意义的方式。
所以,大部分田园牧歌都会在蚊虫、黑暗与旱厕面前烟消云散,我们更应该思索的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当代的生活世界之外,尽管他们富有我们所不曾拥有的知识、经历与快乐,但仅仅一句“他们这样生活也很好”是远远不够的。
(听闻我们来家访,一个老人缓缓走来,她脚下是猪粪混合着污水的泥路)
我们可以用一个狭义的文化概念来对应民族,而用一个非常广义的文化概念来理解这个“文化”的来源、历史与现状,那么,一个看起来如此异质的文化,其实所由所往的内容,又与我们任何人所处的文化是那么接近。
是的,文化,既脆弱,也顽强,一切假汝之名,一切又根植在你的土壤里。在所有的文化特征面前,“为什么不”这样的问题都约等于“何不食肉糜”。
1、大多数纳西家族都沿袭火塘居住的传统,在一个开放式的火塘周围都是木炕,大人小孩围着火塘睡觉,温暖、安全自不必说,但洁净就别想了。除了手容易黑之外,这没有那么糟糕,我小时候住过北京的大杂院,享受过铁炉子的温暖与自助烤白薯的甜香,有条件的纳西家庭,也开始安装铁皮烟囱。
(房屋柱子上的牛骨与稻穗,都有祈福护佑的意味)
俄亚大村作为中国传统古村落代表,是一体式的建筑结构,所有房屋吃饭起居的二层几乎都联在一起,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这种生活的联接逐渐变得不那么通畅,但屋顶三层仍旧完全通联,腿脚稍微灵便一点,就可以随时上演飞檐走壁。
(屋顶连成一个生活世界的俄亚大村,原来它的内部也是一个完整连通的世界)
2、纳西人同样好酒,主要喝一种小麦酿成的黄酒,有种青涩的香气,进门必敬酒,且不会让你的碗空着,这里还种植黄果(就是这两年很火的“丑柑”),村民会利用干燥的天气长期储存,春天里我们剥开秋天收获的干燥的黄果皮,果肉金黄依旧,只是多了一种酒糟的气味,更像一种风味小吃。
(干燥的黄果)
我们在苏达村书记家屋顶上一顿黄酒烤肉甚为舒爽,俄亚纳西客栈的当归炖土鸡也是养胃又养心,但大多数纳西家庭的饭菜仍很简单、缺乏油水,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俄亚中心校住校的孩子,在访谈中普遍会说学校饭菜好吃(这往往也是他们喜欢上学的原因之一),这个好吃的标准,是每天必有一顿饭可以吃到肉。
(小麦黄酒与只放了盐的烤猪肉)
3、在学生走访中,很多家庭都会出现几个妈妈,几个爸爸的情况,户口簿上就这么记载,结婚证嘛,其实很多“夫妻”没有结婚证,生孩子也不必先领证,也不是太在乎孩子的父亲是谁……凡此种种,其实与纳西人的“走婚”只是有些微的关系,因为:
1)首先来说,“走婚”只是为了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我们能更容易理解他们的习俗,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们意义上的婚姻制度,但从清朝到我朝,纳西族被动的接受主流制度安排,母系色彩的制度在不断改易与衰退,只是因为丽江旅游的兴起作为一种售卖的符号保留下来(据说拉手走婚一次500元起),倒是在木里的屋脚乡利加嘴村仍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母系社会制度,但同样因为行程原因,只是从村前经过了一次。
(女人拉扯着孩子,男人甘当背景)
2)在纳西族内部,所谓“走婚”也不是一概而论,比如在某些乡村因为山高路远与其他村寨阻隔,也只能选择相对固定的配偶制度。而俄亚大村的多个父亲、母亲的现象,则大多源于兄弟、姐妹共同婚配的结果,这也是为了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吧?之后分出来单过的年轻人一般家庭状况都不佳,很多助学对象就针对这样的家庭。
3)纯感性来说,纳西族特殊的社会组织成就了他们特殊的审美,每一个女人都高大、沉稳,像山一样,待人接物、主持家政,也要比我所见的其他西南民族更为主动和自信。
(俄碧村山路上的隔代人)
4)此行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注意力关心纳西婚俗,北大社会学系蔡华教授早在1997年即以法文发表专著《无父无权的社会》并获学术大奖无数,刘老师推荐后,我一拍大腿,我系还有这样的牛人?
纳西族的亲属制度固然显现了他们自由的民族天性,对沉迷于剩女、暖男神话中的现代人有一定启示作用,但我仍旧觉得生活方式的整体才是值得我们去思索的,在没有学术素养的前提下,单纯的婚俗兴趣跟500元走婚一次的伪民俗表演相差不远。
4、出入俄亚,两次翻越四千米的雪山,偶见镶嵌在陡坡上的牧场,很替牛儿、羊儿们的日常生活找平衡担心,少部分村民家里有牧场,骑马单程也要两天。但游牧绝非纳西族主流的生产方式。
(纳西人的手织布包,我这次搞了一个,很扎实耐用)
纳西族人来源多样,有古羌人、也有南征的蒙古人,还有与普米等族混居。凉山是彝族自治州,木里是藏族自治县,也有苗族、蒙古族、纳西族自治乡,但民族仍旧是高度混居的,就像苗族与侗、水、彝混居而相互学习一样,在俄亚,这里的纳西族喝酥油茶,而藏族则说纳西话,民族的融合甚至野蛮的替代、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才是历史的真相。
我认为,俄亚纳西族乡的贫困状态,更多原因在于闭塞、贫瘠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要知道,纳西族是在历史上建立过国家与政权的民族,文明程度也较高,重学的传统延续至今,中国有五个民族的文盲率低于汉族,纳西族就是其中之一。
与很多印象不同,纳西族的兴盛并非仅仅源于丽江旅游的兴起,在抗日战争中,丽江曾一跃成为远东的交通枢纽,由此也可见历史、经济与文化、社会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绝非静态的文化文本或范式可以解释所有问题。
(刘老师试穿纳西族羊毛坎肩,大家记得犀利哥的扮相吧)
民族,民族,这样的重音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埋怨与懊悔,但这些都不是民族的全部。中国有几个区域悬置在中原主流文明之外,比如浙南闽北山区、潮汕沿海市镇、云贵湘万里苗疆、西北黄土高原,是异质与神秘的所在,但相比华夏主流,他们或者已经成为经济文化的领导者,或者仍旧隔离在现代文明之外,但他们都在中国范围之内,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内部,也都有这样的复杂性。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严肃的面对贫困、闭塞等现状,而不是混杂着民族特性一起考虑,其实,若不是有绚烂的民族文化,他们不可能长久的生活在那里,文化上丰富但缺乏深度的城里人,大多数都会被俄碧的生活看做是劳改生活吧。
(早早排队领取助学金的家长们)
来俄亚之前,刘老师就展示过一个石头家庭的照片,此次我们现场膜拜了这个神人家庭,他们的家真的住在一块巨石之上,没有直接的道路通行,每天出门、回家,都要过两次河流之上的溜索才可以。
想必是某一天,家长觉得与其在村里有限的空间找一块苟且的平地盖房子,不如直接住到村口的巨石之上,想必家族内部也经过的讨论,但最终他们还是达成了共识,开启了一段看似神奇的巨石人居生活。如果巨石足够大的话,这个家族也会演化成一个氏族与一种足以值得学者研究的人居传统。
那么,选择在深山、大山里居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多由战乱与饥荒而来,那原因比巨石家族更有说服力呢。所谓民族与传统,就是在必然性大背景下的偶然性与可能性的随机组合。
(下工的马匹饱饮之后在用泥土清理皮毛,满地打滚撒欢,每一种生活都有这样快慰的时刻吧)
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已经改变了两亿到三亿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改变无可阻挡,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只是改变的方式。在这里,国家治理结构与城市人危机感才是主流力量,相比之下,田园诗的爱好、公益的热忱、企业的资源兴趣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俄亚有秀美的时刻)
我们会庆幸民族传统给他们留下了一些未来的谋生手段,比如我们正在做的手工生产。但就像很多朋友怀疑手工生产的效率与规范一样,我知道中国民族学者中有一派是主张通过融合消弭民族特征的。
虽然把民族生活方式当做自己安心立命的所在,但我不得不说这样推倒重来的做法其实并非妄言,我并不知道这相比维持、发扬民族生活方式的做法哪一种更具操作性,但我知道他们同样路途艰辛,有付出、有代价也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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