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后遗症” 折射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转自雅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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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滢博

新手上路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10-06-06

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更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冯翔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还能得到校长的当众夸奖……
对11岁戴眼镜、小圆脸的高个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六一儿童节的“短暂解放日”比起这些在美国学校享受到的自由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回到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小雨仍喜欢自称英文名“Poncho”。
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后回来,中国,对于他俩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除了变胖变高,精神世界更变得截然不同。至今他俩仍以一个孩子的内心触角对“那个鼓励自信心和想象力的国家”充满好感。
而两个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牛牛的父亲已下定决心,将来还要送儿子再去美国,而Poncho的妈妈于爱群现在忧心的是,这一年美国经历给女儿的影响,会让她对中国感到陌生,乃至发生碰撞,会撞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我们班的老师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
妈妈敏感地觉得,从美国回来的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认为这篇文章能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
“学校哪有那么烂!”Poncho的母亲于爱群乐了,“她呆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

事实上,不到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
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5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篇课文中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于爱群在美国做了这项工作。2008——2009年8月,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带着Poncho。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这时才发现“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我妈总是挑刺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那些错,真有道理!”
“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
“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数学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正校长挺和蔼的,但有一个副校长肯定是跟老师一伙的。去投诉老师,老师就会找他撑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背后骂老师。”
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她在美国伯克利小镇的华盛顿小学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
Pomcho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从美国回来,Poncho的兴趣迅速从运动转向网络。也难怪,在美国住的可以开派对的大院子没有了,操场过于拥挤——几乎同样大的操场,在美国给二三百个孩子用,在中国则挤着近2000人。中国的同学们只好上网玩摩尔庄园。为了有共同话题,她也只好参与其中,并迅速上了瘾。
回国后上一节英语课,Poncho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大概认为她回答得很好,稍后又问她:你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吗?Poncho很干脆地回答:不愿意!老师只好叫下一个孩子,不料那孩子受了感染,也回答:不愿意!全班哄笑。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有各种奇思怪想的活动。
“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Poncho的朋友牛牛。
牛牛在国内时其实是一个很讨大人喜欢的12岁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经常被命令在宾客面前站起来,背诵一首《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助兴。同样跟在伯克利当访问学者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这孩子也变了。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
“上课主要时间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Point就算合格。”有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5月29日晚,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他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其实他在潜意识中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
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而我,一个学了快30年英文的人,仍然讨厌读英文。”
事实上,牛牛的高涨学习激情很容易解释。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
他就读的小学规定:学生每读完一本书,并把这本书写个条子推荐给其他人,便可到学校图书馆随意选一本书据为己有。牛牛中国式的勤奋就此被触发,经常写个“推荐书”给校长,然后去图书馆挑书。他就这样攒齐了几乎全部的《哈利波特》。最后校长不得不拒绝他:“对不起,我不能再给你了,要给其他同学留几本。”
不过,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的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
牛牛回忆,他在美国上五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年级同学参加的露营,一共5天。途中有各种各样奇思怪想的活动。
其中之一是:把学生们分成十几个人一小组,白人、黑人、华人、墨西哥人。在地上画两道长长的横线,相隔7—8米,这是一条河;每个小组分三个垫子,想办法利用它们渡过这条河。至于怎么办,靠组员们集思广益。
一名黑人孩子建议“大家抓着树枝荡过去”——他善于爬树——被否定了;一名墨西哥孩子去向老师软磨硬泡“再给我们两个垫子好吗”,也遭拒;最后,牛牛和两名白人同学同时提出一个主意:让一名个高腿长的混血女孩跳到第一个垫子上,再前推后拽过了河。大家跟着她。“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牛牛明显变得更勇敢了,这得益于他在美国街头向陌生人卖票为学校募捐的锻炼。当时他鼓起勇气,用蹩脚英语在超市成功推销出五张票,得十美元。
跟在身后的父亲追上去向第一位掏钱的美国老太太致谢,老太太说:“你儿子真迷人!”
还有一件事让牛牛的爸爸享受到了让儿子去美国上学的意外好处。
放学回家的路上,父子俩畅想未来。牛牛说了很多计划:等我长大了,你还给我讲故事,我和我儿子一起听,咱们三个一起玩,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天天给我们讲。
到家,牛牛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爸爸,为什么我觉得为你做那么多事——买大房子啊,买游泳池啊,还是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爱?”
“我简直被儿子这句话俘虏了。”父亲自语。

“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

“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拿20元。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
“中国式教育把孩子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瑞士人Peter说。
这种热情得有些泛滥的鼓励正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但按于爱群的理解,“美国教育不对学生负责,只负责鼓励他们的想象力和自信心。”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学生的基础功课极差。如同Poncho所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连“7乘8”都不会算。回国后,于爱群赶紧花了两千块钱,找人给她补了一个假期的数学。
因为数学“太优秀了”,Poncho获得了一张学校颁发的“华盛顿小学者”的奖状。这让她的继父——瑞士人Peter大不以为然,“美国人怎么能在小学时就让孩子们竞争呢?”他说。
Peter年轻时是马拉松选手,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住了近十年。用他妻子的话说,他对美国式教育“一肚子不满”。像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不尊重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每天早上唱国歌也属于对国家主义过度的灌输。
Peter的一些“瑞士观点”不久便对继女产生了影响——她关掉了电视。
“看电视学到的知识,远不如你为了看电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Peter说服了妻子,尽管她是一名电视工作者。与其让Poncho跟美国孩子一样看动画片和肥皂剧,不如跟着Peter出去Hiking(远足)——这是瑞士人最喜欢的运动。
有时候夫妇两人出去长跑,Poncho蹬着滑板车跟在后面。
这个由瑞士男人和中国女人组成的家庭始终不完全认可美式价值观。美国有一条令中国人颇不习惯的法律:不允许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这种儿童保护措施为美国人津津乐道,而Peter和妻子一样看不惯,“我6岁就去镇上的商店买胡萝卜啦。”Peter一耸肩,“美国人夸大了这世界的危险。”
自从Poncho回到北京,Peter和她的交流少多了。一个英文变差了,一个中文不好。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观察,而非像在美国时那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美国的孩子为什么总在不停地吃零食,而中国的父母总鼓励孩子们多吃饭?
通过观察Poncho每天繁重的功课,Peter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中国式教育的“软肋”: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于爱群和丈夫取得了共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了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美国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美国人从小都自以为天才,都恨不得有机会能一夜成名。大多数人固然无法做到,但那少数真正的天才就会被这种极端的自信所发掘。而中国式教育则竭力禁止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
为了表明自己对中美两国教育的态度,Peter跑到门口拿来自己的跑鞋,指着它说:“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能拿到20元。你们如果只是在学习,那么拷贝的能力会很强。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
因为在美国太闲了,Poncho一年写了两万多字的中文小说,靠此延续了母语写作,“我妈又给你看我的作文了?我要扁她!”她惊叫一声。
在美国的一年里,这一家三口常有激烈的文化碰撞。于爱群一般都站在“中国”立场上捍卫自己的母语价值观,而Peter常常站在她的对立面,两人再一起评价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问题。为“政府是否有权力规定公民给自己起名字”,两人争论近一个星期还没达成共识。
这种争论无疑影响到了Poncho。她为继父编排了两个段子:
一个是,瑞士那个国家真小,举行马拉松比赛只能绕着圈跑。如果直着跑,一不留神就跑到别的国家了。绕圈跑也不行,因为绕的圈太多了,懵了,连跑到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另一个是,瑞士的手表和军刀最有名。手表号称是世界上最坚固耐用的;军刀号称锋利无比。那如果用瑞士的军刀去砍瑞士的手表,会怎样呢?
对瑞士人来说,这是两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时Peter的反应是:“乐不可支”,连声称是。
关于未来,Pomcho和牛牛都希望将来还能回美国。
牛牛是因为美国“能学橄榄球和空手道,吃的也好”;Poncho则干脆说:怕在中国学不好数学和理工科,“还不如逃到美国去。”“美国人很有野心。但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小孩子们整天都在拼命地学习,但只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Peter说,“我们瑞士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想成为超级明星。即使成为了明星,也要一样平凡,用功,平易近人。比如瑞士的网球明星费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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